数学与西方法律的形式化：以自然法为视角

柏拉图理念论的形成数学起了关键的作用。理念论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从而形成哲学两重世界。柏拉图的哲学两重世界对西方哲学的影响非常大,西方许多哲学大家都受过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哲学两重世界的理论影响了自然法,使自然法成为了形式法,对实定法具有约束作用,这对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罗马法理性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本文主要谈了罗马法的理性精神。罗马法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法典化倾向;重视法学家的作用;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律的分类模式。虽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

法律理性包括法律的理性、法律人的理性和法律教育理性三 个方面。法律理性的多重性决定了法律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法律教育理性是法 律理性的重要内容,法律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法律理性的具体手段。课堂授课 法和案例教学法主要传授法律的理性知识,诊所法律教育主要培养法律人的理 性。我国应该建立双轨制的法律教育制度。     

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

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啊,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法律理性与法律的技术化

现代法律制度的每一个建构性要素及其运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技术性特征,这使得法律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法律技术铸成了法律的确定性,使法律规范系统化;它划定了行为合法与不法的界限,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更有预期。可以说,技术化是法律理性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的表现,而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统一,作为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支持系统,法律技术本身也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法律的技术性特征及其意义应当受到重视,法律技术的功能也有待于我们加以深入地研究。     

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关联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核心论题是要解决现代社会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强制与同意”论题;扬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批判传统;重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性观。     

论哈贝马斯的法律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一个更加世俗或祛魅的社会,在元社会保障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规范秩序如何可能他另避蹊径建构法的商谈论,首先拿在理性法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实践理性开刀。他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用交往理性取代了实践理性。通过论述法律与交往理性的关系来论证为什么交往理论为法的商谈论提供了合适的语境。     

西方法律思想史

<正> 西方社会的法律文化十分发达,历代都留下了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法律理论或学说被后人所称颂和继承.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一大批世界名著,都闪烁着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彩.一般说来,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往往反映了一个     

论罗马法复兴对近代西方法治理念的奠定

罗马法的复兴运动打破了西方中世纪法律思想的沉寂 ,使神学垄断下的欧洲再一次激起了对古典法律及其观念的探索 ,为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大陆法系民法的精神

20世纪以来，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对古典民法或私法精神进行了重塑和发展。其用现代的均衡主义和复合（混合）主义路线，代替了古典的绝对主义和单一主义路线，使个人和社会、财产和人格、自治和控制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协调与缓和，并最终建立了个人和社会本位、财产和人格并举、自治和控制相结合的三大民法或私法精神，因此，阻止了民法衰落的势头，使民法或私法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另外，这三大民法精神对于中国统一民法典的制定犹如指路明灯。     

虚实隐显之间──罗马法与希腊精神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罗马法至今仍被人们视为写下来的理性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马法的理性精神主要源于希腊文化,斯多葛学派在希腊理性精神与罗马法之间起到了直接的嫁接作用,而深受斯多葛自然法学说影响的罗马法学则成为罗马法与希腊精神相互融合的主渠道。     

法律的“人本精神”与依法治理

无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观中 ,还是从西方法治的发展变革中 ,都会看到浓重的法律“人本精神”。然而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依法治理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工具理性的扩张 ,从而迷失了“人本精神” ,因此 ,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 ,弘扬法律的“人本精神” ,就成为当务之急     

宋代法意之殇

法意是古代法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宋代是法意这一概念特别受到重视的历史时期,它对于缓和司法过程中法律与人情的冲突,达到法律与人情的平衡,起了重要作用。在宋代,法意概念本来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却没有被后人所把握,其湮没无闻的原因令人深思。     

理性即自由:论斯宾诺莎的自然法观

斯宾诺莎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真观念”为认识的起点,再辅之以几何学的证明方式.斯宾诺莎认为上帝的法则就是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人的自然规律或者自然权利就是人努力保存自己,这是人的本性.斯宾诺莎从人性论出发,论述了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受到了被动情感的奴役,人们要通过理性来签订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来摆脱这种奴役,并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罚.这种自由具备的伦理特征使得斯宾诺莎在古典自然法学家中的地位显得比较特殊.     

民事案件审理中情与法冲突的利益衡量

情与法冲突案件具有普遍性,由于司法方法的缺失,审理此类案件存在较大困难。利益衡量是解决民事案件中情法冲突最为重要且有效的司法方法。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为实质判断加法律依据。实质判断的抽象标准是情理,现实标准则是利益的位阶;寻找法律依据的路径是法条的灵活适用、法律的解释、法律原则的运用等。     

数学为研究法律科学提供了新视角

数学对法律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定量的数学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的新视角,比如在法的经济学分析、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制系统研究及司法实践等方面,数学方法的运用成为研究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手段。说明在法学领域应用数学,可以丰富法学的研究方法,拓展法学研究领域,增强法律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