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哀牢夷雄列传》的真伪

自拙作《〈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发表后,王国祥、谢本书两同志先后发表《〈衷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两文,与笔者商榷。这一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史料的真伪问题,是研究历史的前提。历史既然是一门科学,首先就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这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为此,本文再就《列传》的真实性及与此相关的“李文学起义’问题,谈一些意见,以为抛砖引玉之用,也算是和王、谢两同志共同探讨吧! 一《列传》的真伪问题,是笔者与王、谢     

《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和杨光楣同志商榷

杨光楣同志在《思想战线》1979年第5期发表的《〈哀牢夷雄列传〉质疑》(以下简称“列传”),引用地方志书,对“列传”述及的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辨析,对“列传”的真伪提出看法,有助于深入探讨李文学起义。我个人多次到哀牢山区及附近十余个县调查李文学起义,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但搜集了一些资料,觉得杨同志的看法值得商榷。现写出管见,就教于杨同志和读者。杨同志根据方志指出“列传”不少记载之失实,是可以的。但是,仅仅根据方志的记载就否认“列传”真实却可能失之偏颇。     

《哀牢夷雄列传》应当可信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载杨光楣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质疑》,读者不断来稿提出不同看法,上一期我们选登王国祥同志的《〈哀牢夷雄列传〉与李文学起义》,现再发此文,期望继续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哀牢夷雄列传》讨论综述

一九五七年,刘尧汉同志在《近代史资料》第二期上发表的《云南哀牢山彝族反清斗争史料》一文中,介绍了《哀牢夷雄列传》的手抄本(以下简称《列传》),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以此作为研究清代李文学起义的重要资料,写了不少文章和著作,一些近代史教科书,也大量引用了《列传》的材料。近年来,杨光楣、邵献书等同志对《列传》的史料价值提出了不同意见。杨光楣同志在《思想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发表《〈哀牢夷雄     

《哀牢夷雄列传》质疑

1957年《近代史资料》第二期,发表了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的手抄本,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长期以来,它被广泛的运用,不少人根据这一“资料”写过关于“云南李文学领导的彝族起义”的论文,有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也加进这方面的内容。过去我对这一“史料”也置信不疑。后来,为了进一步弄清些问题,翻阅了有关的地方文献,渐渐发现《列传》所述之事,与其他许多记载大不一致。因此,对《列传》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现将问题提出,供大家研究。     

应当肯定“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

《思想战线》杂志开展的《哀牢夷雄列传》的讨论,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从讨论中,我深受教益。反复研究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结合自己的一些实地调查和有关文献资料,我觉得《哀牢夷雄列传》还是应当肯定的,哀牢夷雄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现笔者将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写出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 关于1857年的弥渡之战。有人说,李文学起义军出击弥渡,和回族起义军并肩战斗,打垮了文祥的两万清军对滇西各族起义军的第一次大围剿,“无疑是《列传》杜撰出来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不能如此匆忙轻率地下结论。事实上,弥渡之战是一次相当重要的战役,只是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及其他——答汪义诚、都淦同志

拙文《社会主义史中的一百个“第一”》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6期选载后,汪义诚、都淦二同志对其中三条提出了不同看法,与我商榷,本人深表谢意。我完全同意汪、都二同志的这一条意见:“准确地说,第一次公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在1847年9月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但对另外两条,我仍有不同看法,今提出来与汪、都二同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我同意汪、都二同志的这一点意见:“如果根据《马恩选集》的註来说明(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则是不准确的。”     

理论的倒退——略评《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

“无限宇宙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无限宇宙不可知”。“无限宇宙的无限是形而上学的坏无限”。“无限宇宙是人类认识中心论的产物”。这些论点,是吴鹏同志在《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一文(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详见《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以下简称《新探讨》中向我们提供的。     

政务要闻

9月11日何伟、车涛同志英雄事迹表彰大会在市委礼堂举行。大会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主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洋,市长王鸿举,市政协主席刘志忠,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公安部政治部副巡视员纪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儒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市委常委、秘书长范照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烈,副市长谢小军,以及重庆警备区、第十三集团军、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三军医大学负责人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追授何伟、车涛同志“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追授何伟、车涛同志“人民卫士”荣誉称号的决定》、《公安部关于追授何伟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命令》、《公安部政治部关于批准车涛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后勤动态

国管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轮训班圆满结束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中组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和国管局党组《关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安排意见》 ,在局党组集中学习和举办了两期司级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 ,国管局于 9月 15日 - 11月 2 1日在局党校举办了八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轮训班。局党组对这次集中轮训高度重视 ,专门进行了研究。党组书记、局长焦焕成同志对兴起学习贯…     

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继承和发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继承和发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莫文秀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指出：“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秆。”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能成为“总设计师...     

论毛泽东领导艺术中的“结合”思想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艺术中有一个最普遍、最显著、最令人瞩目的特征,那就是“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浩繁论述中,一贯倡导“结合”的领导艺术。其表述除“结合”一词,还有“配合”、“兼顾”、“并举”、“统一”诸说,但用得最多的是“结合”。 关于领导的总方针、总原则,毛泽东同志阐明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以下简称《五卷》)     

对《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几点质疑——与吴鹏同志商榷

吴鹏同志题为《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文章(以下简称“吴文”,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三期),对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宇宙”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吴文试图以物理学的有限宇宙来否认哲学的、无限宇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注重党的政治建设

注重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并且提出,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2页)1945年,党的“七大”又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出     

统战视窗

东山县政协考证促谢长廷回祖籍地祭祖 2008年以来，东山县政协副主席刘小龙带领文史委员会全体同志对谢祖墓、祖居进行多次考证后证实谢祖籍在东山。《关于谢长廷祖籍地在东山的调研报告》在台湾引起谢氏宗亲的强大反响。     

贯彻《决议》精神为促进思想政治课教改服务——《思想政治课教学》编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思想政治课教学》编委会召开了第六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原教育部政教司负责人李正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政治课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张大中、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原《中学政治课教学》编委会主任聂菊荪等编委会顾问、编委会委员和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共三十余位同志。国家教委中学司副司长卓晴君、中宣部理论局刘占昌等同志亦应邀莅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编委会副主任胡恒立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本刊如何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     

体育总局关于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厅、司、局,各直属单位,有关体育院校：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     

也谈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问题

关于苗族古代社会的鼓社、议榔起源问题,李廷贵、酒素同志在《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略论》)、《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概论》)中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发展座谈会”在京召开 会议呼吁要促进学术繁荣,反对学术腐败

2005年9月12日,以“促进学术繁荣,反对学术腐败”为主题的“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发展座谈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中宣部出版局、教育部社科司、新闻出版总署期刊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中国行政管理》、《新华文摘》等70多家杂志的主编或负责人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会议着重听取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关于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反对学术腐败,发展专业学术期刊方面的改革精神,重点探讨了当前专业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及机遇,以及作为主编或编辑在学术繁荣中所起     

对什么是哲学的一些看法

什么是哲学?多年来,在哲学的教学、教材和通俗读物中,传统的讲法是:“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例如,从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或主编的教材来看,早在三十年代的《大众哲学》中就讲过:“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世界观。”(艾思奇:《大众哲学》,1978年版第29页)五十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中也说:“哲学是关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学问。”(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59年版第一页)六十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还是讲:“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