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立宪技术的若干思考

立宪技术的完善是我国现行宪法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立宪技术的完善又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的频繁修改固然与许多因素有关 ,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立宪技术的不完善。这种不完善集中表现在立宪目标、立宪导向、立宪语言 ,以及立宪附带技术等方面。从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立宪技术的完善应当着眼于明确立宪目标和任务 ,协调政治任务与宪政目标之间的关系 ;对于涉及宪法根本性的问题应作具体规定 ,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立宪附带技术 ,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及正确处理好政策与立宪的关系 ,实现政策指导与制度完善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并通过立宪技术的完善 ,使我国宪法不断完善。     

关于我国税收立宪的建议

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建设方面都取得突出进展时,适时进行税收立宪势在必行。如税收立宪的范围、税收公平原则的确认、征税权的划分、确定立宪的方式等等都需深入研究与实践。     

简论我国税收的宪政问题——以税收立宪为视角

税收和宪政的关系是法学界的研究热门,税收问题可以也应当纳入宪政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这就是税收的宪政问题。我国的税收法制还不完善,其与宪法、宪政的逻辑亦未理顺,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的宪政水平。本文围绕税收与宪政两大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税收的宪政内涵出发,集中关注我国税收立宪的其它有关问题。     

我国税收立宪法律问题研究

税收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财产权,而我国《宪法》只规定了一条公民具有依法纳税义务的条款.现阶段,税收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法治国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反观我国目前的《宪法》,无论是税收的法定原则、税收的公平原则,还是税权和纳税人权利的条款,都缺失严重.因此,本文认为加强对我国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从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出发,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宪的解决之道.     

税收立宪与有限政府的建立

在现代社会,税收涉及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及国家的征税权,反映了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税收立宪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强制性征税权力,限制多数人的税收暴政,故其基本功能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本文从限制国家权力,建立有限政府角度出发,介绍了西方税收立宪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论述了税收立宪与建立有限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征税权的立宪控制

征税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公权力。如果该权力行使不当,必然会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对之加以有效的制约。从西方国家的征税权立宪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我国的宪政转型及法治建设有赖于从宪法层面控制国家征税权的行使。     

古罗马共和国立宪主义探析

宪法是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但是宪政的渊源却可以一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代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的立宪主义政治理想和实践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其采用财产取代身份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中贯彻民主、法治等基本原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立宪尝试。     

私法立宪主义论

私法立宪主义的提出，是对传统的以公法为本位的立宪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私法立宪主义批评传统的立宪主义理论将权力现象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认识，强调在私人领域同样会出现权力现象。基于立宪主义所主张的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的观念，必须对私人领域中的权力进行控制，以保护私人的基本自由。民法理论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就是完善私人领域中的权力控制机制的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在私人领域中建构权力控制机制，必须突破民族国家的法律体制，建立相应的全球性的法律治理机制。     

从设议院到立宪法——晚清“Constitution”汉译与立宪思潮形成考论

在中国,英文"Constitution"一词早期曾被译为"国例"、"例制"、"国法"、"章程"、"国律"等中文词。中国近代立宪意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见于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但他们只是一提而过,并未作深入的阐述。维新期间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次提到"宪法"一词,但他们只是把宪法当作一般的律法看待,并无立宪涵义的认知,更谈不上提出了立宪的主张。学界长期使用的史料、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立宪法"、"三权鼎立"的内容是后来改窜添加的。戊戌时期康、梁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兴民权、设议院上,并非如学界长期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了立宪主义者。康、梁真正成为立宪主义者,要在逃亡日本、大量阅读日译或日著的宪法著作之后。在日本,"Constitution"早期也被译为"国宪"、"政体"等词。日本近代立宪主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初年对西方宪法的翻译中,后经立宪进程的推展而成为公定用语。中国近代对宪法概念首次展开深入分析的,是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于1899年撰写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英文"Constitution"和具有立宪主义涵义之"宪法"概念,正是经"同文同种"之日本学者的翻译、梁启超以及留日学生的转述而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开来。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立宪救国论"随之而起,中国立宪的进程才真正得以开启。     

论刑法的宪政之维

宪政之维的刑法可谓刑法"宪法化"了.刑法的目的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刑罚的执行不是给罪犯带来痛苦,而是要注重如何保障罪犯的权利.国家的刑事政策与自由、平等、法治等宪政理念紧密相连,其目的在于个人自由之保护,而不是警察国家模式所追求的刑事政策的惩罚性.刑法"宪法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刑法司法必须接受宪法的限制.美国式违宪审查模式与德国式宪法诉愿模式将宪法对刑法的限制加以建制化.     

宪政视角下的依法行政

以“行政”的三个要素为出发点,可以将行政所依之法分为组织性法律、事务性法律和程序性法律。宪政视角下的依法行政,强调行政机关依宪法、组织性法律和程序性法律办事,其含义的准确表达应为由法定的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依照法定程序处理法律规定的事务。“下级服从上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提法都不是对依法行政的正确表达。要实现依法行政的目标,加强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至关重要。     

税收法律行为初论

与税收法律关系同样都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 ,但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在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却付之阙如 ,本文即对此作出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首先界定了税收法律行为的概念 ,并确定了其较为重要的种类划分 ;然后 ,通过对税收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以及私法法律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 ,明确了税收法律行为的公、私法交融的性质特征 ,并着重以契约行为为例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最终 ,将税收法律行为与税法上的事实行为一起 ,初步构建了税法上行为的体系。     

论税法解释类型化方法

传统税法解释类型化方法以事物本质作为类型化的基础,从简驭繁、统一公平课税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价值推演出稽征经济原则、课税平等原则和私人领域之尊重这三大立论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事物本质概念模糊性产生的过度类型化等行为,动摇了稽征经济原则与课税平等原则,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实务界与理论界。类型化方法在税法解释中的适用应在解决立法意旨的存在与认知存疑的前提之下,将其与立法意旨相结合。立法意旨有助于人们认定税法规范中的类型标准、框架,继而依据类型标准、框架判定税法现象、事实是否符合税法规范所规定的相关类型,以图缓解事物本质所引发的适用争议。     

税法的交易定性理论

交易定性在税法分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交易定性围绕认定纳税主体、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和量化以及由此延伸的税收管辖权等税企争议的关键环节展开。在单一合约交易,法律关系与交易定性具有同一性,税法与私法呈协调与融合状态;在复合交易、"名—形"冲突或"名—实"冲突的虚假交易,合同性质与交易定性分道扬镳,税法与私法呈现冲突与龃龉。实务中,交易定性应从行为和所得主体的"名—实"冲突或"形—实"冲突、"法律关系"和"交易定性"的协调与冲突、税收客体的"定性"与"定量"的决定关系中来把握,凸显税收活动的法律属性、交易定性与法律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气质。     

宪政·法治·行政法治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文件深刻阐明了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文件特别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而把党的执政地位同人民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把执政党地位同宪法和法律联系在一起。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依靠宪法,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自觉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尤其是要彻底摒弃人治习惯而采用法治方式,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     

财政立宪主义论纲

财政立宪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公法上财产关系的理念与原则,涉及赋税、财产征收以及预决算等政府的一切财政行为.财政权问题既是宪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财政立宪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有其萌芽形态,并对我国现行宪法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财政立宪主义对我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宪政价值新考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国家,文明的政治可转读为宪政。其涵义为:宪法是政治行为的价值尺度和运动形态。现代宪法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逻辑起点。在价值上,宪政表现为两个维度。即包含民主、自由、正义、秩序、人性化等因素在内的“目的性价值”和包含权威、责任、规范、程序、稳定性、适应性等在内的“工具性价值”。其价值理性即集中地体现在对于这两种价值的整合上。     

国际税法学新论——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

国际税法体系与国际税法学体系是国际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税收协调关系.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三个部分.国际税法的主体包括缔结或参加国际税收协定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国际税法的客体是国际税收利益和国际税收协作行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论据难以成立.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矛盾与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国际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难以确立;传统法学分科的窠臼难以跳出;对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法律规范、客体等问题的论述存在不协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