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的内涵、特征及其防治

家庭暴力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安定和谐,而我国立法上对防治家庭暴力仍存在缺陷,本文从家庭暴力的内涵和特征入手,提出了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措施。     

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主要调查了解了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咸阳市和商洛市及安康市所辖部分县区内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干预职能、职责分工、工作机制、处理措施、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执法现状等情况,分析了陕西省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类型、特点及危害后果,并提出完善相应的司法干预机制和相关立法的建议与对策,其中重点建议应切实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促进对法律保护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的认识与理解,真正厘清和正确把握法律规制家庭暴力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关系。同时急需制定与完善陕西省防治家庭暴力的统一的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干预的机制,包括有必要在陕西省基层法院选点尝试开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司法保护措施,即设立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人身安全的保护裁定（民事保护令）制度。     

我国应借鉴保护令制度防治家庭暴力

在英美等国,保护令已成为防治家庭暴力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国应当借鉴保护令制度,明确执法机关制止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根据受害人的情况确定具体救济措施,以此来弥补立法和司法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的不足.     

家庭暴力的防治——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的防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介绍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的对策建议。     

家庭暴力受害方之法律救济研究

家庭暴力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随着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因家庭暴力行为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 ,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与法律上的防治、惩戒之外 ,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更好、更完善的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本文从民事法律制度救济、刑事法律制度救济等救济途径角度来讨论如何更完善地对家庭暴力受害方之权益进行维护 ,以期得以对实践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起到启发意义     

借鉴与本土化相结合 提升家庭暴力防治效果

作为防治家庭暴力基本法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借鉴域外法律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应当紧密结合国情,综合考量法律体制、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清晰界定家庭暴力涉案主体的范围,细化家庭暴力施暴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将制止和干预家庭暴力的国家公权力限制在法定范围内,以理性、规范执法,彰显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对权利的平等保护。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完善

人身保护令起源于特权令状,用于质疑羁押合理性,而后演变为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法院向被害人签发的保护其免受侵害的紧急命令。防治家庭暴力保护令包括刑事保护令和民事保护令,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事保护令在防治家庭暴力中应用广泛,并形成成熟的制度规范,包括民事保护令的类型、救济措施、申请人范围、签发程序和执行等内容。刑事保护令由刑事法庭法官或者检察官,对殴打、人身攻击、侵扰、暴力威胁或跟踪等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刑事犯罪签发的保护令,包括非羁押期间、缓刑期间以及假释期间刑事保护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对人身保护令的规定存在缺陷,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以及我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意见稿)》,强化对民事保护令的规定,并弥补刑事保护令方面的空白。     

论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的考察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基本人权的侵犯,随着家庭暴力问题的日益突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越来越关注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发展与完善.以妇女人权公约为尺度进行考察,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强奸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     

对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情节认定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福州市基层法院90份涉家暴离婚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可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3年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认定过于保守,即使认定了"家庭暴力"情节,也无法对施暴人造成实体法上不利的法律后果,过低的违法成本无法有效防治家暴行为。为此,应调整对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证据认证规则,区分受害人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更加有效地认定家暴情节,同时明确施暴人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以实现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初衷。     

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人员在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行为方式、性质认定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在防治家庭暴力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或困难.我国公安机关应当借鉴外国警察机关防治家庭暴力的经验,转变观念、提高民警的法律意识,充分发挥社区功能,积极预防家庭暴力和建立奖惩机制,明确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的职责.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与犯罪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 ,使其成为刑事政策关注的对象。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家庭暴力防治对策 ,围绕警察权和司法权对家庭暴力的介入展开 ,探讨现有规定的不足和现实存在的问题 ,进而为家庭暴力防治对策的完善提出建议。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之完善

家庭暴力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现阶段,我国对防治家庭暴力问题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实践,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探索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理论尤有必要。本文针对我国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存在的问题,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构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有效模式。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防治家庭暴力情况调查报告──以重庆市某区某街道社区为调查对象

通过对重庆市某区某街道2008年至2010年防治家庭暴力情况的调查,发现家庭暴力近年呈上升趋势。目前,家庭暴力的发生,主要与婚姻当事人感情不和、经济条件较差以及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有关。某街道近年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防治家庭暴力的措施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另一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纠纷咨询服务,要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促进就业、设立家庭暴力救助基金等。     

关于我国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救济体系的探讨

目前,家庭暴力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影响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严重社会问题。对我国而言,缺少完善的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救济措施。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改革现有的法律制度,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使对家庭暴力的处罚有法可依;同时,大力开展反家庭暴力社会公众运动,建立专门的妇女救助中心,创设家庭暴力综合防治机构,形成完善的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救济体系。     

对家庭暴力界定的思考

我国当前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范围相对偏窄,从家庭暴力的实际防治来看,其范围需要拓宽,应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从家庭成员关系扩大到亲密关系,将家庭暴力的形式从躯体暴力扩大到精神、性和经济控制等方面。对家庭暴力进一步分类有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提高工作效率。对偶发性家庭暴力,要及时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演变为循环性家庭暴力;对循环性家庭暴力,要重点关注,用专业手段阻断暴力循环。     

域外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架构之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了应对这一跨越国界、人群的全球性问题,西方许多国家全面展开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其中警察介入家庭暴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无论在基础理论领域,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政策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警察有权主动介入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对施暴者采取限制措施。警察对家庭暴力实施者的逮捕权也不断扩大。     

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公安机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职能的发挥。对此,公安机关在防治家庭暴力工作中应树立正确观念、开展多机构合作、建立维权网络、引进奖惩机制、加强处置后的监督回访机制。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家庭暴力研究的局限性

社会性别理论是研究家庭暴力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的一个重要角度,它对家庭暴力的产生给与了一定的解释,并在救助、防治、立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效用。同时,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家庭暴力也存在着局限性:它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过于绝对化,仅强调男性霸权对女性的控制;它可以解释部分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但该理论的忠实拥护者过于强调其作用,忽略了其他如个体、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正因为定义和解释的狭隘,在应对家庭暴力上,社会性别理论的方式也显得可操作性不足。     

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策略与行动

中国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既受国际社会反家庭暴力运动的推动,也与中国政府对家庭暴力的重视有关,还受中国近年来法律改革的影响。这构成了中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社会背景。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策略主要有：人权战略与法律改革战略的结合;努力构建政府领导的主流工作模式,实行综合治理的多机构合作;预防、教育、打击与求助相结合,惩治施暴人与救助受害人的统一;建立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长效机制与创造性开展工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