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主要调查了解了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咸阳市和商洛市及安康市所辖部分县区内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干预职能、职责分工、工作机制、处理措施、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执法现状等情况,分析了陕西省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类型、特点及危害后果,并提出完善相应的司法干预机制和相关立法的建议与对策,其中重点建议应切实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促进对法律保护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的认识与理解,真正厘清和正确把握法律规制家庭暴力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关系。同时急需制定与完善陕西省防治家庭暴力的统一的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干预的机制,包括有必要在陕西省基层法院选点尝试开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司法保护措施,即设立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人身安全的保护裁定（民事保护令）制度。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家庭暴力受害方之法律救济研究

家庭暴力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随着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因家庭暴力行为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 ,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与法律上的防治、惩戒之外 ,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更好、更完善的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本文从民事法律制度救济、刑事法律制度救济等救济途径角度来讨论如何更完善地对家庭暴力受害方之权益进行维护 ,以期得以对实践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起到启发意义     

防治家庭暴力情况调查报告──以重庆市某区某街道社区为调查对象

通过对重庆市某区某街道2008年至2010年防治家庭暴力情况的调查,发现家庭暴力近年呈上升趋势。目前,家庭暴力的发生,主要与婚姻当事人感情不和、经济条件较差以及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有关。某街道近年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与不足。防治家庭暴力的措施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另一方面要为当事人提供婚姻家庭纠纷咨询服务,要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促进就业、设立家庭暴力救助基金等。     

家庭暴力的防治——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的防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介绍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的对策建议。     

司法确认制度完善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2012年8月31日,现行《民事诉讼法》再度修改,鉴于司法确认在高效分流案件、彻底消弭纠纷方面的突出功能,司法确认制度首度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在其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新设专节用于规范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司法确认重在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意在发挥社会救济与公力救济的协作优势,其多元合作、协力解纷的核心理念完美呼应了我国目前纠纷频发、诉讼爆炸的社会现实。以《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为背景,为助力我国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早日实现,对司法确认制度之历史与现实、立法与实践、缺陷与完善做一全面剖析和深入探讨成为必然。     

反家庭暴力的对策研究 --以法制观教育为视角

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各国在反家庭暴力的对策研究与实践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针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现状,我国必须加强反家庭暴力法制观教育.反家庭暴力法制观是依法治国方略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培植、法制环境的净化及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备.以教育内容、教育客体、教育途径和方法为要件构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制观教育体系,能从根本上遏止家庭暴力的产生,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的重要对策之一.     

司法审判实践中事实认定的方法及逻辑推理应用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例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司法审判工作的准则,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事实认定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结果.事实认定不正确,必然会导致适用法律不正确,进而导致裁判结果的错误.所以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公正处理案件的关键.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研究——以湖北省司法与行政“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为研究对象

湖北省知识产权双轨制的保护模式呈现行政保护多、民事诉讼少,行政处罚多、行政诉讼少,行政、民事保护多、刑事惩罚少,保护商标权、著作权案件多、保护专利案件少的格局,说明行政保护依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力量。对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对比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必须进行改进：设立审判机构,加强诉前保护,分配举证责任,坚持全面赔偿,统一裁判尺度。     

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宪法保障与司法保护——以刑事司法为中心

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受到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在内的广泛重视,发达国家的宪法和司法大都予以特别保护.我国在人身自由权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法律相比,仍有差距.应完善我国宪法、修改刑事诉讼法、改进行政执法,建立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型的侦查机制.     

家庭暴力法医学鉴定64例分析——兼论家庭暴力的危害和对策

64例家庭暴力中因丈夫施暴致妻子损伤的法医学鉴定结果资料显示,暴力类型以拳打脚踢为主(53.13%),受伤妇女损伤类型以软组织伤为主(42.18%),受伤部位以头部(53.13%)及四肢(21.88%)为主.根据法医学鉴定与家庭暴力受损伤妇女的关系可分析出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以及采取对策,法医鉴定工作能为受害妇女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从而使广大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公保障.     

美国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司法利益”标准——以克莱尔案件人身保护令程序为例

在克莱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死刑案件公平裁决和确保死刑判决终局性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对克莱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和非死刑案件一样采用＂司法利益＂标准。死刑案件的终局性是＂司法利益＂的关键,死刑案件的公正性是＂司法利益＂的底线。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以警察的介入为视角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并就如何反对、制止家庭暴力进行了明确规范。婚姻家庭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必须基于受害人的请求,警察才能介入家庭暴力;也必须在受害人的请求下,公安机关才可依照有关规定对加害人予以处罚。     

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青海省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中已经适用,对定罪、量刑产生了一定影响,文化证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文化辩护的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完善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适用的构想包括文化辩护应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建立文化证据的举证责任规则和审查规则。     

构建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以被害人、犯罪人保护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降低犯罪人的再犯罪率.而在现有刑事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犯罪人处于困窘状况的现实呼唤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构筑我国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实证研究——基于江苏四地(市)的调查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警察对家庭暴力及司法干预有一定的认知,但因为认识不到位、培训不重视、立法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等,造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意识、能力有欠缺,干预措施、尺度、目的有偏差,多部门合作有困难.建议重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探索警察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置规范,设立专门的防治官和建立家庭暴力事件信息库,发挥警察干预在反家暴立体网络中的作用,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配置的精确与否不仅关涉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而且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可能给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又实现当代中国宪政视阈中任何权力的运行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生活内涵。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对当前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思考

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逐渐摸索出防止二度泄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确定侵权赔偿额等司法保护措施。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存在难以操作的现状。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与现有立法存在矛盾，即商业秘密民事审判的超前性与立法的滞后性，刑事审判的滞后性与立法的超前性。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法律责任以及其内涵与外延急需立法予以确定。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混乱与匡正——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素,在认定的时候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进行,我国将推定的事实基础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这些规定违反了主、客观关系,违反了责任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从微观角度看,这些规定出现了很多的不合理结论,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在司法推定中应当注重行为作为推定基础事实的作用,在规定上应当采用肯定要素和否定要素相结合的推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