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新儒学与法制

新儒学相对原始儒学而言,是一种既主张使用儒学,又不拘泥于儒学的经义训诂,而主张依据国家社会的需要,利用、改造和发展原始儒学的儒家学说.主要经历过汉、宋明和近现代等几个阶段.汉朝的新儒学开始影响到当时的法制;宋明两朝的新儒学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法制;近现代的新儒学渐离法制.在新儒学与中国法制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新儒家在发展新儒学与法制中有自己的作用;新儒学在法制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大背景;经学是新儒学与法制之间的主要环节等.     

试论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在他的一生中的思想几经转变,开始信奉西洋功利主义,而后转向佛学,最后又转归儒学。他对儒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对儒学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的新儒学思想主要包括中国文化早熟说和对陆王心学的皈依。     

浅谈儒学对中国封建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学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汉、唐、宋、明、清几代的发展,逐步完善,有了较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和较深的理论思维。同时儒学也适应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各个时代的政治需求,从而确立和保持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封建法典自成体系,形成了法依君主意志为转移;法以礼教为原则;司法从属于行政等特点。     

儒家礼法结合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礼法结合精神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荀子最早提出礼法结合,而真正完成礼法结合由理论到实践过程,创立新儒学的是董仲舒。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补充和发展,礼法结合成为西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这种独特的治国之道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国内外儒学现代化研究现状述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儒学已经融入现代化中国的社会意识中,儒学现代化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他们结合时代的发展,把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为新的儒学思想,而这种经过改造的儒学新思想,它的命运在于主动的回应现实问题,＂兼容＂现实,从而内在地发展和更新儒学,提高儒学的＂核心竞争力＂。在此,将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的主要儒学思想加以分析、综合,展现目前学者对儒学现代化思想研究现状的认识,同时为以后人们对儒学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提供借鉴。     

浅论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是指儒家学派提出并发展成熟的备受统治阶层推崇而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独有偶,法律作为维系封建社会安定的工具,自然与之密不可分.在国家层面,儒学对国家法律体系、国法的制定与实施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在民间社会层面,儒学对民间社会规范以及法律思维亦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推动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助工作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新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既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各项成就在量的方面的持续积累,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在质的方面的崭新跃升。新发展阶段对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国家赔偿审判和司法救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中,儒学处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而宗法制度则是儒学所赖以产生、存续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如同根叶,似若源流。我们通常所说的宗法制度,存在于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历经变迁,大体可以区分为奴隶制宗族制度和封建制家族制度两大阶段,相应的法律文化也可以区分为宗族主义法律文化和家族主义法律文化两种类型。它们既具有前后呼应、彼此相通的共性,又各自拥有特殊的内涵和表征。本文拟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宗法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两大阶段的异同及各自的特点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为有源头活水来——评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

正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写过一首名为《观书有感》的小诗,其中说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宪法学欲生生不息地发展,亦需探得历史究竟才能窥其堂奥。宪法学之作为学问,其历史相当短暂。但是宪法学所指涉的根本问题却并不新鲜,它甚至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一部分,宪法的出现、演变和发展标志着人类对自我认识和人类社会在组织架构上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内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剧烈转变,宪法就是这个转变过程的见证者之一。宪法学说是伴随着宪法思想的产生、传播与实践而     

宪政与权力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它善的一面，也有它恶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力可以分为个人的、少数人的、和多数人的权力。宪政与权力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宪政总是围绕着权力运行的，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政。宪政的两个特点就与上述权力的性质和分类有关。宪政的两个特点是：一是宪政有一个从只注重控制国家权力到扩大国家权力再到限权的发展阶段，第二个特点是少数人的权力进行控制到对多数的权力控制再到对双方的权力但主要对多数人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适当保护少数人的权力的阶段。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述权力与宪政的关系。     

传统法律文化形上源之“仁”思想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是以“仁”思想为形上依据的，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儒学“仁”思想的源流及含义并不清晰，见仁见智。本文以文献研究与分析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学“仁”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揭示出“天→道→天（道）人合一→仁”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法律文化）形上依据的发展过程。     

思想史视野中的公孙弘

西汉前期,中国官僚帝制趋于成熟,在政治体制转型的同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也随之变化,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公孙弘正是士大夫转型的代表.他以儒术缘饰文法,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帝制政治,成为从战国"处士横议"到帝制时代儒雅文臣转变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对后世士大夫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为儒学的官学化和儒生从政的制度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利禄制度保障儒学的发展,促成了儒学的兴盛,是"独尊儒术"的第一功臣.     

推进信访法治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 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许多新特征, 信访形势发生了很多新变化,集体访尤其大规模越级集体访和有明显过激行为的集体访增势较猛,无序信访问题非常突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笔者作为安徽省首批信访专员、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近4 个月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加强信访法制建设,推进信访法治, 既充分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又有     

试探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意义

董仲舒用＂天人三策＂的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工具进行实施,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新探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也逐年增加，在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中数量占第三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处理不当，往往容易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本文拟就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新特点及审判实践中若干问题作一探讨。一、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近几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一些地方探索了新的思路和模式，农村承包合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粗放型、简单化向集约型、科学化方向发展。以往的农村承包合同，发包方主要行使行政管理权…     

新中国军事立法的历史发展与阶段划分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的军事立法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利用大量的翔实资料,将新中国军事立法工作发展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并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军事立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杜维明：我不承认有“新儒学”

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几十年如一日,关怀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他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可是他本人却反对＂新儒家＂这样的称谓,到底是所为何故？     

对威海市经济纠纷案件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反映到经济纠纷中也因阶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更好地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促进依法经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特对威海中院近几年在经济审判领域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从控辩关系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演进发展

新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彻底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从零起步,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控辩关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时的无序阶段,1979年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时的失衡阶段,1996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时的对抗阶段,2012年至今的对抗兼合作阶段.其中,对抗阶段又分为非理性...     

律师是什么——新中国律师业60年五个发展阶段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律师业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目前16．6万执业律师，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继承与探索阶段，文革中的法律虚无主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阶段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五个阶段，历经曲折，在改革发展中前进，有很多值得深层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