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邯郸之行搞调研

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缺乏经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致使1959年和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两年遭受困难，特别是遭遇了未曾预料的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尽快扭转局面，在1960年底1961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进行调查。图为刘少奇在同农民交谈。▲1962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同湖南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一九六一年三月,朱德在洛阳拖拉机厂调查。▲1961年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率领调查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图为周恩来在召开座谈会。▲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时同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左五为薛暮桥。▲一九六一年四月邓,子恢在福建龙岩地…     

1961年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十八天调查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量的调查组开展农村调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身体力行,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寻求对策。     

“大跃进”后 1961年,刘少奇在故乡的44天

1961年的"五一"劳动节,刘少奇是在长沙度过的。这是他阔别故乡近40年之后唯一一次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此次故乡行,使刘少奇对国家当时经济形势及其困难原因有了新的认识。为调查回乡蹲点44天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1961：党史上的调查研究年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造成国民经济的困难。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为此,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下决心解决农村“五风”问题。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党同志“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回到了家乡湖南，主要是到农村就人民公社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全党同志“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百忙之中回到了家乡湖南，主要是到农村就人民公社的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毛泽东调查研究农村公共食堂问题

农村公共食堂是20-50年代中共在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中,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而骤然兴起的“新生事物”。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公共食堂办起来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     

1961年刘少奇的故乡之行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而让全国人民感到有点惊讶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地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和当地的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刘少奇在长沙,这是他阔别故乡40年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老家。     

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堪称是党内调查研究最执著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调查研究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民主革命的胜利与他这一正确路线紧密相关。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进行新政策的构思前,也实行建国前一样的到基层调研的方式,以图“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大多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而且往往是带着他自己的意见或结论。这样,在基层调研中耳闻目睹的似乎都是热火朝天、粮棉高产、形势大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和汇报,很难得到精确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实的基层情况。用这些信息丰富的错误材料,来判断形势、做出决策,必然导致了严重后果的产生。正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在灾害全面爆发后的1961年初,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恢复优良传统作风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而大大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年习仲勋长葛调查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给全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     

谈谈刘少奇1961年在湖南农村的“正确调查”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把它作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都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规律。调查研究有各种办法和途径,虽不必千篇一律,但毕竟有收获大小之分,认识深浅之别。     

谈谈“正确的调查”——以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为例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句话,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但他还有一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也是历史的箴言,尤应记取。怎样才能做到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上的不同实践及其影响

在调查研究问题上,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即身体力行,在我们党内开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先河,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这对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上继续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６０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由此造成我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调查研究的实践上有差别,由此使他们在…     

1961年京郊农村社会调查实践的重大意义

1961年京郊的农村社会调查，是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而兴起并走向高潮的，是1961年全国大规模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查由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北京市、区县各级领导积极响应，形成中央、市委、县委三级调查体系。     

十年风雨坎坷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岁月

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隔六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又连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11月12日他在河南开封含怨逝世。十年岁月，十年风雨，共和国经历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动荡岁月，刘少奇正是在如此艰难而困惑的年代中，履任了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职责。     

毛泽东为何要打倒刘少奇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这是一个神秘而又引人注目的历史问题。“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１９６２年切入，重点叙述“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     

1961:党史上的调查研究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在各级干部中盛行。国民经济面临困难局面,尤其是农村,出现了普遍的饥荒。在这种背景下,196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的文章并讲话,指出: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犯了错误。他承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     

纠错能力: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考察维度——以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反思为例

党的执政能力也包括在执政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即纠错能力。我国20世纪 50年代后期以“大跃进”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建设的重大失误之所以发生和难以彻底纠正,是与这种能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的。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及其纠错努力的受挫,是上述问题的突出表现。思考和分析这一历史现象,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意义重大。     

“大跃进”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