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及困境

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存在队伍建设整体状况差、维稳本领低、引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客观上折射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村级班子的主观认识、村级制度以及与上级组织关系的协调等,要真正实现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破解这些困境。     

农村治理需要向村落延伸

现行农村治理体系的末端主要定格在"村"这一层级。从农村治理的多年实践来看,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村级组织建设好了,就起到"定乾坤"的作用。但从农民政治需要、基层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向村落延伸,在农村构建"村—村落"两级组织构架,使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真正落地。一、村落特有禀赋和文化资源使村落成为农村治理单元的最佳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农村治理需要向村落延伸

<正>现行农村治理体系的末端主要定格在"村"这一层级。从农村治理的多年实践来看,村级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村级组织建设好了,就起到"定乾坤"的作用。但从农民政治需要、基层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向村落延伸,在农村构建"村--村落"两级组织构架,使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真正落地。     

村级治理的制度演进与成效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形式上看,村级治理由自发阶段的单一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到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村级治理的主要制度架构。从内容上看,村级治理也由初始阶段的民主选举的单一内容扩展为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相辅相成的全方位体系。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化

本文从基层政府的视角出发,以基层政府调适行动这一分析概念解释社会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基于对街道办事处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权力结构的行政主导、行政压力的逐级下压以及基层组织权威的分散化等原因,基层政府组织通过四种方式提升其整合能力和灵活性:第一,行政系统内"非正式"人员的扩张和下沉。第二,以服务型政党建设联结基层"党—政—社"组织。第三,通过行政吸纳社会,发挥核心单位的社会权威。第四,在财政支持和科层压力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以上行动在增强基层政府调适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治理凸显行政化特点,带来治理成本高、治理方式粗放、治理结构单一等问题。破解行政化治理需要对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尤其是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方式。同时,以责任清单的方式规范上下级间、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关系,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     

提升贫困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课题,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新形势下农村发展和治理创新明确了具体方向和遵循。课题组对重庆市万州区34个村居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提升新形势下贫困地区村级治理能力提供参考。一、村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随着新时代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逐步显现,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通过系统分析浙江省浦江县花桥乡实行协商民主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发现,以协商民主为平台开展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充分保障普通村民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权利,能够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融洽干群关系以及增进干群对于基层治理的共识,成功化解各种误解和矛盾,凝心聚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从而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精细化治理。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探索建立由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普通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民主机制,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强势推进村级组织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村级组织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市场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级组织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村级事务“1+5管理法”的沛县实践

<正>村级事务"1+5管理法"是江苏省沛县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创新与探索,是积极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有益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村级事务"1+5管理法"运作起来公开、透明、公正、民主,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来说,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意义。——编者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正>孙艳华刘湘辉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的转型与重塑

后备干部培养是确保农村治理稳定性的人才保障,也是观察基层治理的重要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经历了从"镶嵌于生产体系"到"党组织培养体系与自治选举体系竞合",再到"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的二元分离"的历史演变。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村干部功能定位的政策转向、基层干部培养的组织策略转变是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演变的三重要素。为了应对农村后备干部培养体系转型而产生的实践困境,基层政府常采取治理事务重组、治理网络重构和干部资源整合等治理策略。当前的"富人治村""能人回乡"等干部选拔方式,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农村治理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有必要进行反思。重塑可持续的农村干部培养体系需要认真处理好乡村关系、干群互动关系、公职化与自治关系。     

村级党组织角色变化的政治分析

村级党组织传统的“一元化”领导核心定位是由抽象的公有制和人民公社的社会治理模式决定的,也是农民群众的自愿选择;村民自治背景下政策和法律对村级党组织的角色定位出现相悖,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和完善,党组织的传统角色定位必然发生变化;准确把握村级党组织的角色定位必须坚持村民自治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初探——以成都市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村民议事会为切入点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主要有别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职权干预的传统村级治理模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等方面赋予了新内涵.成都市近年来在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和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建立了以村民议事会为载体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以此为切入点,就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以村民议事会为代表的村级治理模式以及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的设想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