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精准扶贫视域下驻村干部研究述评

驻村干部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中坚力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驻村干部进行研究既是一种学术探讨,也是现实关怀。目前学术界主要对驻村干部的历史沿革、运行方式及机制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和简要评介,发现目前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驻村干部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应该重视驻村干部、村委会、村民三者之间互动的研究,驻村干部才能真正发挥其最大效用。     

论不同地区村干部性质的差异性

村干部是国家与农民的重要联结,理解村干部的现状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意义。同样的村干部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经历了"老好人"当村干部、"狠人"争当村干部、"老好人"村干部成主流、村干部逐步"中农化"及村支书全职化等过程。在沿海发达地区,呈现苏南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珠三角农村村干部高度职业化与科层化、浙江农村村干部由企业家兼任的现象。不同的村干部性质是由村庄事务决定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庄治理任务不重,"中农"作为村干部主力应是最佳选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专业化村干部队伍,浙江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专业化村干部队伍不可行。因此,中部地区村干部的中农化可以保证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愿当且可以当好村干部;苏南上海农村村干部的高度职业化使国家具有能力开展有效治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因受到村民内部压力而倾向做当家人而非代理人;浙江应通过联村干部制度及运动式治理来应对村级治理中的各种繁多复杂事务。     

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及其机制建构——基于浙东两村的分析

在当前村庄精英持续外流以及村委会选举的择优选拔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的形势下,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村干部培养机制以实现和维持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浙江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D村和S村的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所在村庄政治精英的良性更替问题。然而,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因受村庄人力资源、村支书的公共责任与理性精神、村庄政治生态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还难以普遍生长;同时,行政主导的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整合和调整外部嵌入和村庄内生两种路径,形成二者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系统协同机制,逐步构建起科学有效的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长效机制。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不断被援引的国家:村庄的“气”与村民的上访

"出气"是农民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访并不意味着农民与国家的对抗,而是他们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找回村庄中已经失衡的秩序。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村干部和村民都会不断地援引国家的力量为自己出气。同时,国家的无意甚至是被动介入,也会打破村庄既有的平衡,制造出新的"气"。村庄的"气"会不断地衍生,农民的上访也不会消失。随着资源下乡的日益增多和农民需求的多元化,以上访的形式借国家"出气"将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常态。     

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及其实践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10省21村的调查

20年来,农村民主选举对村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村民在选举中的主动性仍然不够,对当选的村干部评价不高,对村级民主决策和管理的参与及满意程度仍较低。同时,不同区域农民在村庄选举的参与、对村干部的评价、村务管理的参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重视制度建设,而且要关注区域差异,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勇于创新,激发农民参与村级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村干部职业倦怠的表现、成因与纠治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其职业倦怠是一个关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部地区N省村集体经济薄弱且村干部职业倦怠较为严重的H县3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倦怠集中表现为身心疲惫、态度消极和效率低下三个方面,全面行政化的压力与抵触、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失灵、个人能力与岗位要求的张力、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新时代村庄当家人的挑战等是村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从激励保障制度、教育培训体系和工作氛围等方面寻求破题路径。     

中西部村干部公职化的社会基础与实践困境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基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根据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治理体制进行调整,使之适合当前农村基层的实际。村干部公职化被认为是符合当前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层需求,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普遍推广。当前村干部公职化具体表现为坐班制、招聘制、考核精细化和逐级晋升制。东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与治理事务复杂化有关,并且以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为基础。治理事务微小化、维持型治理模式及薄弱的政府财政能力与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兼职化高度适应。由于科层体系对于微小事务的回应能力较弱,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还会导致村组治理框架破碎化、村干部动员能力弱化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在具备社会基础和财政能力的中西部地区逐步推动村干部公职化,并将村民组织起来,在村庄中增强自我管理,重塑互助网络。     

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乡贤文化治理的双重考量

乡贤文化治理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构建的社会资本、家庭和宗族主导的组织力量以及贤德追求为典型的教化、引领功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面临新的愿景的同时,也遭遇到异时异世的转换困局。在现代性介入、国家积极政治诱导外在嵌入及农村社会价值、心态重塑的内在转变下,农村社会发生了聚变。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造成了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破碎,家庭、宗族依托力量减弱,乡村内生德性导向逐渐消亡的直接性后果,成为了乡贤文化治理的制约因素。     

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以湖北平村为个案

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以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