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性互补:我国社区基金会合法性获取的比较研究——以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基金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合法性是社区基金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研究对社区基金会合法性研究不足,特别是在合法性程度及获取策略与社区基金会发展路径关系方面。鉴于此,通过对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与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文化合法性及实效合法性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两类社区基金会合法性获取呈现出差异性互补的特点:一方面,两类社区基金会合法性程度差异性较大,且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两类社区基金会具有一类层次化程度较强而另一类层次化程度较弱的趋势。此差异是由承认主体价值期许的多元性而引发,影响到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路径,呈现出的互补特点恰好能为我国社区基金会路径再造提供条件。     

资源编排与能力培育：社区基金会发展机制及路径探讨

社区基金会在基层组织创新和治理效能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基金会的平台能力表现及功能质量,直接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以成都九家社区基金会为例,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运用关键事件分析法,聚焦基金会典型项目运作的重要事件,揭示社区基金会从扩资源到强能力的成长机制。研究发现,资源和能力的动态相互作用贯穿了社区基金会运作的全过程,主要通过资源结构化搭建社区基金会能力框架,运用资源捆绑培育社区基金会能力基础,依托资源撬动增强社区基金会能力发挥。社区基金会能力的构建,首先要夯实组织要素合理结构化的平台基础,其次需完善多元组织协同共生的合作机制,最后要增强链接社会民间资源的持续能力。     

柔性控制: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行逻辑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治理机制正在被广泛应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行政发包下的项目制的讨论,关注领域也主要是在农村项目制的运作上,对于项目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考察较少。本文通过上海市C社区基金会的案例,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具体运作机制及生成逻辑,并比较了从政府内部层级治理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中三种类型项目制的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主导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并在结构和过程上进行意志渗透、动员支持。但在客观上,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作仍然促进了整个社区自治与共治能力的提升。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逻辑类似于一种更为隐蔽化的柔性控制机制,这种策略调整,能够提升社区服务效率并增强回应性,也降低了运作成本和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为基层政府带来了风险转化,并且缓解了"资源消解自治"的困境,推进了基层政府逆行政化创新。     

社区教育组织的性质及其型态

中国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类基本的社区教育组织形式：一类是社区教育委员会，一类是各种各类的社区学校(院)或社区教育(学习)中心。前者的组织功能主要是协调管理，而后者主要是提供教育服务。     

转换角色与规范秩序:空间变革视角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

尽管学界对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但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强调"转换角色"的研究者将社区治理困境归咎于农民在向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失败,由此希望通过加速市民化进程实现社区良性治理,但是对于角色设置的片面化与静态化,以及对市民化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导致了此研究路径缺乏现实解释力。以"规范秩序"为研究路径的研究者希望通过构建公共秩序来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但由于缺乏对公共性概念的辨识,此研究路径也面临过于理想化的困境。两种路径在价值立场、研究重点和结论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融合两种路径的研究共识将有助于指导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过渡性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协商的困境、调适与超越——基于武汉市W社区的调查

对于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关系,学界主要从功能论和技术论两种视角阐释社区协商的制度价值和工具策略,忽视了微观治理场景对协商民主合法性的影响,由此带来民主旨趣与协商技术、行政主导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张力问题。基于对武汉市W社区的田野调查,可从整体性视角研究社区协商困境的破解之道,通过历时性呈现W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的不同阶段,阐发权威式协商和自主性协商的优势和局限。而政社联动型协商可以弥补既有社区协商模式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重构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凭借政社联动和技术融入,社区协商的具体场景可以回应其合法性和程序性之间的张力弥合问题,并以利益共识为纽带统合社区协商的价值追求和策略趋向。在一定程度上,W社区协商实践可以为城市基层协商的创新提供一些参考,但仍需要警惕“名实分离”的象征性协商形式的出现。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我国基金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本文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分析了我国基金会发展伊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有的关乎战略抉择，有的涉及日常运营，具体包括合法性和治理挑战、运营挑战、公信力和问责挑战三个方面。这些挑战与相关法律缺位、基金会组织治理不完善、决策水平较低、人才短缺、公信力较弱、监督不力等因素有关。     

城市社区建设与增进居民福利

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开展，如何为社区建设找到明确目标和行动路径是当前政府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推进“社区福利”建设，发展社区福利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与现实要求。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发展的行政化倾向，社区福利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脱节、福利项目定位产生偏差、社区主体性较弱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推进社区福利建设，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有效路径：一是以政府为依托的对话型发展路径；二是以市场为依托的“效率-需求”式发展路径；三是以社会为依托的参与式发展路径。     

发展社区基金会 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正>社区基金会作为解决社区问题、助力社区发展的创新性组织形式,以其独特的资源筹措与服务供给优势,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兴的公益慈善组织,社区基金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加强,以更好地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以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整合社区社会组织 促进和谐社区建设——青岛市湛山社区邻里协会的启示

与社区建设同步,近年来青岛社区社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问题,社区文体兴趣、志愿服务类活动分散、规模小、注册难就是其中之一,这不但不利于整合资源、深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同时也不利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壮大。而青岛市市南区湛山社区邻里协会的成立与运作,则在如何整合社区社会组织、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方面,做出先行的探索,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走向他律与自律: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社会监督机制探析——以社会互构理论为视角

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新兴的教育类非营利组织,内外部监督和社会交代机制处于缺位的状态,成为制约组织良性发展的困境。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内部监督主要涉及财务和基金管理、项目监督、监事会等方面,而外部监督包含了体制资源、社会资源、捐助者的直接监督等几方面。大学教育基金会监督机制的完善路径主要从他律走向自律、从道德驱动自律走向制度化自律。     

基金会商业行为政府规制的逻辑起点与逻辑链

为降低组织对捐赠的依赖,获取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我国基金会正转向商业领域,从事商业活动;然而,基金会在商业活动中频频出现的违规行为折射出政府规制的不适应性。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现行相关政府规制,从基金会商业行为与慈善活动的边界界定、关联交易、税收优惠政策、风险防控等四个方面分析问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我国基金会商业行为政府规制的具体对策建议。     

社区统战与社区管理

当前,我国社区管理的形势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旧的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新的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建立,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远未形成.创新社区管理、促进社区和谐,需要举全社会之力.社区统战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等特征,能够发挥智力密集、资源丰富、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等优势,可以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之间牵线搭桥、凝心聚力,为社区管理贡献力量.     

社会政策认知、行动逻辑与生存策略——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逐步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背景下,对政策直接客体——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与行为选择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长沙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不同推广程度和执行程度的社会政策的认知状况不尽相同,在各种基本情况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认知水平较低,且对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能力、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程度及社会政策认知渠道影响和制约了其对社会政策内容及效果的认知程度;农民工对不同类型社会政策的认知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方式,且其行为选择表现出有限理性和模糊理性的逻辑;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社会政策背景下的生存策略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与趋向。     

社区警务视角下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控——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受害人数多、涉案金额大的特点及网络化发展、跨区域扩张的趋势。社区警务作为以一种预防为导向的警务模式,刚好契合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控需求。但社区警务中数据采集与研判所存在的问题,阻碍了涉众型经济犯罪预防的有效实现。应打破数据壁垒,搭建跨地域、跨部门大数据交互平台,不断拓宽社区民警数据获取渠道,增强其数据研判能力,让社区警务的数据服务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和有效,从而优化社区警务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控效能。     

台湾地区精神病人强制社区治疗研究

台湾地区“精神卫生法”针对严重病人规定了强制住院治疗和强制社区治疗两种违背病人意志的治疗方式,由于均涉及对病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干涉,因此需要法律作出对适用条件作出详细规定.本文对强制社区治疗的合法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强制社区治疗具有一定的缺陷,如当事人不能对强制社区治疗决定不能提出诉讼,治疗期限遥遥无期等,而这都是法律需要改进的地方.     

城市社区清单式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优化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在探索通过制定和利用各种治理清单来对城市社区进行治理,逐渐形成了城市社区清单式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实践中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主要是在制定过程面临合法性与合理性困境和在执行过程面临象征性执行和监管困境。在这种情形下,需要通过清单的合法性审查和广泛汲取民意来增强合法性程度,通过编撰权和设定标准的统一化、标准化来提高合理性程度,通过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清单的执行条件和执行环境来提升执行效率,通过建立问责与评估机制来完善监管流程,从而构建出科学的城市社区清单式治理模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实证研究

社区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维度的理论依据,为研究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京两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和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存在此高彼低的问题,在活动参与、社区组织参与及社区组织成员参与等社会性参与方面,两个社区的参与水平均较高,而在决策参与、表达意见建议等政治参与方面,两个社区的参与水平普遍较低。社区参与水平与社区治安之间显著相关:社区参与水平越高,社区治安状况越好;反之,社区参与水平越低,社区治安状况越差。     

社区教育创新与美国社区教育经验的镜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区教育起步较晚,理论研究和实践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发展空间极大。本文在阐释社区教育本质意涵与创新社区教育模式必要性基础上,基于我国社区教育的现状,分析了富有特色的美国社区教育及其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探索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