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汉传佛教基本状况研究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件,为了掩盖其侵略行径成立了伪满洲国。在日本统治的伪满洲国,佛教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伪当权者肯定佛教在人民大众中的分量,因此不敢贸然采取取缔方法,而加以利用为其殖民统治服务。伪满洲国建国以后对佛教进行大调查,掌握佛教的派别、布教所、布教者、信徒数好掌控佛教,以便服务于反动统治。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亲缘政治

亲缘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亲亲、尊尊则是亲缘政治中权力配置、权力运行和利益安排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亲缘政治原则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发展,决定了中央君主统治权力和各亲缘集团层级权力的协调和统治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各亲缘集团力量的发展变化又会改变原权力结构关系和统治治理秩序,井导致一个个王朝统治的兴亡和更迭,成为历代王朝兴亡发展的周期规律.     

试论清代前期皇子教育与立储的关系

清代从入关前到统治结束共历12帝,其皇帝的整体素质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尤其是清代前期的几代帝王,更是骁勇善战、政绩卓越,这主要得益于清代在改变皇位继承制的同时,注重皇子的教育与选拔,确保了大清帝业的平稳过渡。     

大慧宗杲“菩提心即忠义心”浅析

宋代佛教以禅学为主,士大夫中参禅者人数众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北宋佛教政治伦理的儒学化走向。大慧宗杲所提出的"菩提心即忠义心"是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典型,将佛教推入世俗生活,推向王道政治,开启了佛教政治伦理的新篇章,不仅调和了儒佛关系,更为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畛域与融合--试析"夏夷之辨"政治心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影响

“夏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之一。这一观念对清代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及革命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由于晚清市民社会的萌生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启蒙,使“夏夷之辨”观念逐渐消释,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最终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梁武帝的雅量

梁武帝一生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法治国”。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被抬至国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     

清代书法理论阶段性特征

清兵南下推翻了明末的统治，随之明代的书风也烟消云散了。清代书论打破了晋朝以来的帖学垄断的现象，打开了碑学的先锋。清代出现了一大批碑学大家，关于碑学的书法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熊希龄的国家结构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希龄曾入主内阁,在地方制度上提出采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施政纲领,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7年至1926年,他改变立场,极力主张联邦制,20年代还汲汲于实际活动.熊希龄思想的变化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典型地反映了立宪党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性格.     

共同体治理:超越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模式

当我们追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何种治理模式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问题的时候,比较目前常见的三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价值.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主要从共同体治理的视角着重阐明它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运行的政治逻辑和共同体治理过程的制度安排,从而对共同体治理加以评价,有其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不是取代而是补充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不足.     

西周末年的重民思潮与行政管理思想

重民思潮是中国政治与行政思想中的重要一环.从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言,我国政治和行政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源自西周.周公是公认的思想和制度奠基人.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文献,研究西周末期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以及重民思想在西周末期的再度兴起,并试图分析"重民"思想的特质在于要求政治统治者重视民生疾苦,善待人民,但是这种重视和善待只是一种偶然性行为,是一种政治道德,也是君主制下的政治统治的典型要求.     

先秦时期民族行政制度文化特点探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民族行政制度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变更性,包括民族的变更性,行政权力的变更性、行政区划的变更性、行政管理机构的变更性.二是不完善性.先秦时期是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国家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其行政管理制度尚不完善.三是兼容性.这种兼容性表现在先秦诸朝采取兼而容之的灵活政策,实行对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四是过渡性.先秦时期不仅是民族和国家形成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变更的重要时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最终确立了封建皇权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制度,并将少数民族纳入这一框架体系之中.     

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及意义

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僧人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二是佛教日益深入民间,与老百姓关系密切。明代后期,佛教世俗化转向明显,这与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和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政策有关。明末之佛教世俗化转向,对当今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明代云南儒学教育发展的几个特点

明代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是随着明代中央王朝对云南地方统治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明代云南儒学教育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分别体现在政治、军事统治深入程度与儒学分布的相关度、卫学①与府州县学的依附关系、主体教育对象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等四个方面.     

民主内涵探析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其实质并不仅仅是选举,而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统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要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必须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具有一个阶级的行动力量,建立并通过相应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运行机制,形成对包括最高掌权者在内的公职人员制度化的长效约束,从而确保国家持续有效地履行职能、稳定而完整地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组织行动力量的增长,国家政治制度及运行机制的完善,是民主建设的两个基本支点。植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统治阶级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着民主建设的方向和性质。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间接民主、代议制与精英统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回顾了围绕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进行的争论,直接民主由于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而被视作洪水猛兽,代议制民主则把人民分为普通大众和精英,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把代议制民主简单理解为选择代议员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寡头统治,只有多元主义民主才能避免寡头统治铁律,尽管这种民主内部存在着民主必需的同一性和多元主义需要的差异性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藏区的本土化

佛教自7世纪40年代正式传入西藏后,受到了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等历代赞普的支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只限于王室宫廷,苯教在民间和上层阶级的信仰基础仍然十分强大.佛教要想在佛苯斗争中取得胜利,需要在民间建立一定的信仰基础,前提条件则是极力争取统治阶级的庇护和推广.这种"本土化"的契机出现在赤松德赞王时期,在莲花生大师和寂护等高僧的支持下,赞普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推动佛教自上而下地在西藏地区传播,佛教也得以在西藏正式立足.     

印度教和种姓制

印度古代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形成于公元前七世纪。它把奴隶制度、奴隶制国家政权神圣化,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精神统治武器。公元八世纪前后,在对婆罗门教进行改革并吸取佛教、耆那教某些教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