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时代的权利诉求与社会回应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权利诉求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民众的参与诉求、平等诉求、安全诉求、尊严诉求及公平正义等诉求,大力发展社会民主、引导社会自治、重建社会规则、促进社会互动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回应的速度和深度标志着虚拟社会管理的水平。     

论网络时代的权利诉求与社会回应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权利诉求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民众的参与诉求、平等诉求、安全诉求、尊严诉求及公平正义等诉求,大力发展社会民主、引导社会自治、重建社会规则、促进社会互动以及推动社会发展,不断提升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知错即改比一贯正确更可信

6月2日的《人民日报》指出：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     

互联网精神更新执政理念

微博在中国的兴起并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国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创新着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已有的事实表明,微博运用已经不仅限于纯粹的娱乐与社交、观点争执,从政府工作角度讲,它还承担着"创新社会管理、改善干群关系、解决群众诉求"等政务功能。很多地方把微博运用于创新社会管理,在网络中挖掘和凝聚社会管理的积极力量,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理念、新经验。     

“微政治”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     

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与地方政府的回应性:以深圳市为例

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的发展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提高?现有的研究对该问题的探讨十分有限。基于深圳市的案例,通过访谈资料、文件材料、新闻报道及统计数据,揭示了地方人大的代表功能的发展促进了民众各方面诉求的表达,扩大了民众诉求的政策影响力,推动政府回应特定社区、特定群体及民众对特定公共服务和特定政策的诉求,从而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疏导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无疑加大了社会成员巨大的心理压力,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也给执政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切实贯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用心理疏导的方式让民众的诉求能畅通有序表达,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社会安全、稳定与和谐的目标。     

论“网络民意”对我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在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写博客、发帖子、上网交流已成为许多民众关注社会、表达诉求、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网络民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政治文明迈向新台阶提供愈益广阔的平台,网络的“舆论场”作用也日益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肯定。     

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也随之进入了的凸显期和高发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各地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有力地加快了我国法治建设。随着民众力量的加入,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在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民众诉求集体表达中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尽快将之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从而切实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收入不平等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同、信任与支持,是任何政治体系稳固和顺利运作的重要保障。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区县基尼系数,还是用分位数支出百分比衡量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都损害了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这一结果尤其体现在分配利益诉求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保险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地方政府信任关系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机制无疑是提高地方政府信任的发展方向。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是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在社会转型时期，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实践证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畅通社会诉求表达机制。为此．必须通过不断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切实畅通民情的传播途径，不断探索利益诉求表达趋势、切实把握民意的引导方向，不断完善诉求表达调处机制、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惟其如此，才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积极维护民众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简政放权:向谁放权?如何放权?

向谁放权——向市场放权、社会放权、地方放权民众对政府机构改革翘首以盼,概因当前部分政府职能分配不合理,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定位不清,影响甚至阻碍了社会发展。13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提出了向谁放权的问题,即向市场放权、社会放权、地方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地方的关系。     

领导与媒体伙伴关系的构建

<正>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资讯的世界,互联网把地球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在这个社会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领导者要推行政令、执行政策,如果缺少媒体的支持与配合,往往很难达成目标。领导与媒体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工作越来越走向开放性,领导与媒体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变。在我国,领导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和勤务员,是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而     

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分析

政府的职能在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同时,其社会治理理念也必然会随之而改变。所以,政府在倡导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拥有正确的治理理念。政府只有坚持了正确的治理理念方能积极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诉求,更好地为民众和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地方领导性别的视角出发,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揭示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机理.作者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与城市主政领导背景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女性在本地担任领导职务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对舆情危机的深层透视

舆情危机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们也已经对之做了很多的研究,但可以说基本是就舆情研究舆情,而未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具体目标设定、政府行政目的、行政方式和民众行为逻辑的深度,因而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应对对策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分析政府与民众的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原因,可知,当前网络舆情危机的实质乃是政治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和政治权利的诉求者(民众)之博弈行为的表现,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实现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化,应是解决网络舆情危机的根本目的指向,其根基点应是建立一种符合社会演进机制的准稳态机制制度。     

地方保护主义与假冒伪劣

近年来,随着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对市场的一体化、有序化、公平公正竞争环境的优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各利益主体(消费者、名优企业生产者、投资者、社会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及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向于达到共赢。而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无疑成了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社会良性运行与民政工作改革

目前 ,我国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求民政工作必须改革。民政工作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整合。传统民政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限下 ,更多的是发挥社会稳定机制作用。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框架的逐步形成 ,民政部门必须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改革创新 ,更多地发挥社会动力机制作用 ,才能从整体上沟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论地方政府运作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断调整,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紧密地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地方政府运作的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演变.这种环境和约束条件的演变,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与运作机制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影响,它直接制约着政府行为模式的演变.外部环境的变迁既给政府运作机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现实课题,同时也为这种调整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能否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正是考量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成效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