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

"内在制度"理论证明,鼓励和引导地方法治试验有利于推动制度的生成并提升其生命力,与经验"试错"的实践逻辑相吻合。地方政府和政府中的"代理人"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非市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和"政府供给产品与服务"可以吸引特色资源,推动地方发展,发挥竞争动力学优势。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地方竞争,产生了地方发展动力。当前,地方已从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等技术竞争走向法治创新的制度竞争阶段,主动返回"有限政府",推动民主选举,开放权力资源,促成地方法治有效治理秩序的形成将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财政驱动型地方发展背景下,当前地方改革须在实践问题导向下,对地方法治可能偏离甚至背离国家法治框架的风险必须及时预设有效的制度红线,促其朝向培育公民、激活社会、重塑政府之路加速迈进。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     

浅谈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角色定位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存在着职能错位、不到位及缺位的现象。如地方政府直接替代企业进行招商引资活动,既履行着“裁判员”的义务,又承担着“运动员”的角色。鉴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角色错位、缺位及不到位现状,各地方政府应尽快转换角色,切实将工作着力点转到转变思想观念、优化投资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加大扶持政策等宏观调控上来。     

从政府法律顾问角度谈招商引资协议的审查要点

<正>招商引资是一项政府主导和企业广泛参与的重要工作，是指地方政府向投资者推介当地优势，争取投资者到当地开展包括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各类投资活动。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区域竞争力提升等发展目标。作为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效手段，招商引资一直是社会各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本文结合笔者为招商引资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和其他各地的招商引资案例，对招商引资协议分析如下。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试论构建我国服务型社会的法治保障

服务型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建设服务型社会在推动服务型政府建立、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行为运行成本、提高民众幸福指数、强化行业职业操守、打击行业不正之风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服务型社会里法治呈现出新的特点。建设服务型社会,必须建立起与这种法治特点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要通过制定行业服务规范、完善法的运行体系等举措,为服务型社会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招商引资的关键是加强政府服务

目前我国各地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无疑是扩大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各地招商引资活动的全面展开,不同地域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各种投资促进手段优势的逐渐消失,进一步改进投资环境,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成为招商引资的必然要求.而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是加强政府服务功能,进而构建服务型政府.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地方法治试验的回应型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法治"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展现出地方法治发展的理想样态。囿于我国独特的压力型体制,地方法治发展出现了地方政府法治公信力缺失、立法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忽视程序法治、地方法治指标考核不良竞争等弊端。因此,亟须转变地方法治发展方式,逐步消除压力型体制的弊端,实现地方法治的回应型发展。应从凝聚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互动的共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培育回应型法治元素、构建回应型评估指标体系等多个层面,构建回应型地方法治。     

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家庭住房投资——基于CSS(2006—2015)五轮调查数据的研究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2015年五轮调查数据,从两个视角分析城镇家庭住房资产投资的驱动力量:一是检验资本增值的驱动;二是检验公共品改善的驱动。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过去10年间中国城镇家庭确实存在着资本增值的利益驱动。两类家庭资本增值的驱动最强:一类是低收入、高风险偏好的家庭;另一类是高收入、高风险偏好的家庭。从公共品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看,社区基础设施是提升人们住房投资驱动的重要因素,随着人们对地方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评价的提升,人们投资于住房的动机倾向逐渐提升。从长期来看,城市政府需不断改善城镇公共产品的均衡配置,切实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优质教育、医疗服务的可得性。     

法治为岢岚县招商引资铺路

本刊讯近年来,岢岚县政府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政府、优化投资创业环境这一目标,根据＂开放引进、招商引资＂战略实施的需要,积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提高行政效能,通过强化政务信息公开和建设便民服务中心等有效措施,树立了依法行政的政府形象,营造了便民、     

关于反腐倡廉的法治思考

反腐倡廉是我国发展之必然,但是要取得反腐倡廉的持续有效性,需要法治之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最优手段,以法治制衡权力,可以防止权力异化;法治可以规范政府权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可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确保民众反腐权利;法治可以促进依法严惩腐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法治试验

法治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审视近年来发生在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法治试验,提炼其"理想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地方参与国家建设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程序型法治"的湖南案例、"自治型法治"的广东案例以及"市场型法治"的浙江案例的考察表明,地方法治试验可以在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政府逼近法治轨道

世界法治的经验表明,抵达法治的最大难题在于驯服权力,如何将享有广泛治理权力的政府关进"笼子",建设一个法治政府,乃依法治国之关键。自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中国政府法治建设快马加鞭,在民众的期许与推动下不断逼近法治化轨道,一个规范、理性、透明的政府正在点滴进步中初具雏形。     

从经济增长驱动到法治指标驱动——中国地方法治动力机制研究

地方法治是中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其动力机制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在地方法治建设初期,法治被视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工具,地方法治呈现出制度创新乃至体制突破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目标转型升级,法治本身的价值得以凸显,原有的动力机制正在被将地方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评价考核指标的"法治指标"动力机制所取代,法治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但无论是"经济增长型"还是"法治指标型"动力机制,均为政府主导、政绩导向,其持续性和长期效果堪忧。地方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体作用,培育"开放协作型"新动力机制。     

民众参与法治建设的途径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是广大人民充分参与的过程。本文对我国民众参与人大、行政、司法等工作的意义和途径进行了探索。认为我国民众在参与法治建设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存在民众参与不足的问题,因而应当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民众广泛和深入参与法治建设。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关于地方政府规章的若干思考

地方政府规章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量最大、涉及面最广、问题也最多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它 ,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据问题。作者试图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 ,本着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的 ,就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效力、构成要件、主体资格、制定权限等问题 ,进行若干思考     

法治背景下之信访生成原因论

对信访生成原因之思考,必须结合我国法治建设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信访与法治在当前形成了一种共生与竞争关系,这是我国法治建设走到特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必然结果。政府主导型路径选择所造成的思想启蒙方面的缺失及政府权力的过于强大,法治建设所面对的特殊政策环境以及立法、司法等法治环节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抑制了法治的竞争力,使信访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法治替代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