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改革三十年：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这30年的法制改革，走的是一条从人治到法制，到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的转型之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三方面的社会转型，构成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的过程。第一个转型是经济转型，指从原来计划的、管制的、统一僵化的体制转向一个宽松的、有弹性的、相对自由的体制。     

中国法治：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抽象、静态，更多地走向了动态、具体。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中，有效限制公权力滥用是建设法治中国之要务，而加强私权利保障将是构建法治中国之要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正在渐进地向纵深行进。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承继以往优秀传统、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包含着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给我们以诸多启迪与借鉴,也有助于我们预测和把握我国法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封建中国的“君权至上”和封建英国的“贵族精神”比较

本文对封建中国的"君权至上"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影响和封建英国的"贵族精神"的发展和影响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比较两者的区别。     

论现代“追赶型”法治———东亚与南亚现代法治的特殊性

西方“现代法治”局限性,它并非是“唯一中心”的法治模式。东亚与南亚现代“追赶型”法治的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但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克服自身障碍,实现文化整合则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法治全球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项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有待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在这其中法治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着中国正处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着法律全球化与法律移植问题，中国法治的道路上正确处理法律全球化、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问题，应当把握好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使之与法治相互协调，促进社会的发展。     

浅析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的价值

当今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研究完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同时,不禁会想到借鉴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而对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作为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法家的“法治”思想毫无疑问的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系统地概括出法治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的涵义,阐述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法治

本文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法治",这两个角度与近年来该领域的大量研究有所不同。首先是通过比较中国王朝时代的法治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因为不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现在,而西方学者很少这样做。其次是梳理了一些当代中国学者针对本国读者用中文撰写的关于中国法治的论文。通过这两个视角我们看到,当中国在纪念法制改革30周年的伟大成就时,目前所流行的"厚"(thick)法治与"薄"(thin)法治之分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可能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不但渴望,并且已经实现了"薄"法治;(2)(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是否应当实现"厚"法治,以及如何实现,在中国内部还存在严重分歧;(3)中国法治目前还有一些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核心的一点是王朝时代"人治"与"以法治国"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在当今中国仍能产生很深的共鸣。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对我国法治行政渐进性的思考

对法治行政的理解,应从行政的涵义,行政权来源之法律依据,对依法行政的司法监督方面来进行分析。对当代依法行政的发展状况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现实国情,我国法治行政的道路必然是渐进发展的。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依法行政:从政府法制到法治政府

30年改革，30年探索；30年建设，30年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乘改革之风，踏开放之浪，中国在成功登上经济快车的同时，政府法治建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告别人治，推进依法行政，迈向法治政府新纪元。     

从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新思路

法制教育是目前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培养模式。随着我国法治理念的演变以及法治建设步伐的迈进,高校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转变势在必行。大学生法治教育在内涵、目的和教育方式上均有别于法制教育,是法制教育顺应时代变迁所发展的趋势。法治教育主导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养成与提升,推动和谐校园的构建与维护,有利于培育社会良好法治氛围,提升国民整体法律意识,进而为我国法治国家的构建奠定法文化基础。     

公共领域兴起中的法治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也跟伍皓同学聊聊“法治”

这里要谈的是，伍皓原文：“媒体对每一起拆迁维权的围观和声援，实际上都是在鼓励更多的对抗，这又必然会制造更多的鲜血和悲剧。”是不是符合法治精神的问题。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法治与人性尊严——从实践到理论的反思

作为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法治的意义及其核心价值,不论在具体法律实践或抽象理论阐述上,却依然存在着极大争议。"大法官会议"以人性尊严为本的法治观点,毋宁是一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法治观点。无论是形式合法性或民主程序的法治要件,均无法在法治的具体实践上,保证执政者或立法者不会借助法治的形式要件,来追求满足其政治野心或个人私欲的不正当目的。法治理想的追求,应当着重法律实质内容的道德论证质量。就人性尊严的内涵来说,德沃金提出的两项人性尊严原则,内在价值原则与个人责任原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镜的理论资源;特别是,他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诠释,亦即人具有由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价值,适足以填补大法官人性尊严观的论述盲点。     

法治与改革思维的冲突及消解

对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不能仅仅在两者对立统一中思辨,还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内认识。一是把改革、法治与革命放到一起观察,会发现无论是法治还是改革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二是把法治、改革与社会放到一起研究,可以看到法治与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三是把法治、改革与国家权力放到一些分析,可以发现实现法治是政治目标,通过改革逐步限制、规范国家权力是核心。法治与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在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对待,把其冲突控制在最低的烈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是今后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