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研究

本文在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作者认为,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为此,要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财政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

财政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纵观世界各国,既没有出现财政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财政权力绝对分散在地方政府体系中的现象。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也就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财政分权不仅在发达国家得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国家稳定的大局。世界各国国情、政体不同,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分析不同结构形式的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差别,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研究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过程引起的,地方政府被动服从中央政府确定的财政分配利益格局,缺乏实现财政分配利益的权力和权利治理机制。应尊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和诉求,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政治权力治理和政治权利治理,以法律形式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第二,改革开放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变迁的启示.研究成果显著.但目前的研究在历史分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深亿.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干部制度成因及对策

本文透过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现象,对现行干部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及启示

晚清中央政权自身的衰落导致了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势力的崛起;财权、兵权、外交权下移,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政治权威和统治能力。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证明,平衡与协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选择。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探析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存在事权范围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依据、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足等问题。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科学界定央地事权范围;理顺各层次政府间关系,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并激发双方积极性的基本路径选择。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也跟我国现处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进程有关。     

我国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的法制化思考

财政调控是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措施,其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平衡与稳定.就我国的现实情况,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地区间经济不平衡、地方掌控预算外收入等情况而言,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的实效并不如意.这种格局的形成,除受历史的、体制的、制度固有的不足以及改革的短期效应等多种因素影响外,最为根本的是调控的非法律化所致.因此,中央对地方财政调控逐步实现法制化,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有效调控的上策.     

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涉及到国家的独立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处理好这一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总结 ,有利于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变迁之维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一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另一次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两次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在这两个阶段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