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

公共政策失灵 ,可以理解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际预想的目标 ,并给政策对象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现象 ,公共政策失灵有其相对独立研究的必要性。公共政策失灵的研究 ,不仅可以避免价值偏好的影响 ,而且还能促进公共政策分析的深入和拓展。文章最后谈到了公共政策失灵研究应当立足的中国国情 ,并给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     

性别与公共政策的对话与渗透——“性别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综述

随着性别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扩展与深入，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性别与公共政策”逐渐形成。为了更好地推广和宣传性别平等理念，推动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促进性别与公共政策学科建设，中华女子学院于2011年12月10—11日北京成功举办了“性别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研究会、全国总工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致辞讲话，来自于台湾地区、     

中国性别红利的发展潜力、制约因素及其战略构想——基于性别平等视角

性别红利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而促进性别平等是实现性别红利的重要基础与前提条件。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从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两个维度探析了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潜力与空间,指出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别观念束缚、职业性别隔离、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生育政策是限制现阶段中国实现性别红利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政策环境、妇女经济赋权、生育支持、健康促进、城乡教育公平五个方面提出积极释放中国性别红利的战略构想。     

从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专题研讨会综述

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体现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一般是政府为解决现实和潜在的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和措施.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许多新的政策和立法已经或将要出台,将会对一代乃至几代人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使我国现行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推动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于6月4-5日主办了"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专题研讨会,有关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沿着两条主线探讨运用社会性别观念分析社会政策,一条是探讨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的宏观走向,一条是审视和讨论我国的有关政策和立法,并与国外的政策进行对比分析.现将研讨会的情况加以概述.     

失业的出路与公共政策的选择

从体制性政策性视角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人力投资政策不到位是中国失业问题严重的重要成因。所以公共政策的首选目标应该是适度的充分就业。当前中国实现适度充分就业的现实政策措施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     

女性赋权何以可能?——参与式性别预算的创新路径

参与式性别预算对女性赋权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文章以温岭性别预算为例,通过问卷、观察与项目评估,从性别预算过程中女性的平等参与机会、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效果三个维度考察女性赋权的过程与成效,发现女性在性别预算审议中的参与促进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参与财政预算审议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对项目受益人的性别评估发现,性别预算使得财政资源分配更趋平等合理。因此,参与式性别预算因其平等的制度设计、鼓励女性参与和自由的表达机制,为女性赋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公共政策终结的行动者

政策行动者是源于所持相同或相似的政策理念、或基于追求一致的政策利益、或法律规定的强制而出现结盟的行为，以共同行动促成个别目标的实现。政策终结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在政策终结的场域中，政策行动者各自都致力于集结反对或支持终结的联盟，各自凭借拥有资源和运用策略或技巧，来强化或弱化政策终结的合理性，试图阻挡或推动政策终结的威胁行为。     

亚太妇女携手迈进2015年——亚太地区非政府妇女组织“北京+20”论坛综述

<正>1995年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成果性文件《北京行动纲领》提出应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并为全球提供了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的政策框架。20年后的今天,性别平等主流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随着2015年的到来,国际社会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一系列"北京+20"活动,以此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正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2014年11月14-16日,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北京+20"论坛在泰国首     

性别互动论:基于“做性别”视角的探讨

自从坎迪斯·韦斯特和唐·齐默尔曼的《做性别》一文发表以来,性别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范式革命,即社会性别从一种"结构性规定"转变成"互动式达成"。"做性别"视角强调性别的互动性、情境性等特征,性别成为不断进行过程中的社会互动的产物。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在反思"做性别"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另外两种性别研究范式,即"消解性别"和"再做性别"。这三种性别研究范式可被统称为"性别互动论",它们都强调性别的达成、解构或重构是在情境性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性别互动论的意义在于重新将性别斗争权力归还给个体,使每一次日常互动成为潜在的重要赋权机会。该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的性别阶序及其运作机制,并促成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城市贫困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探析——以对广州市的调研为基础

福利救助有可能引发福利悖论。近年来,我国城市贫困救助被质疑产生了"福利污名"等问题。通过对广州的调研发现,选择性救助政策如城市低保和保障房政策的"标签"效应和"污名"条款及程序加剧了受助者的社会排斥。一是选择性救助方式引发的身份污名,二是"张榜公布"、"邻里监督"等中国特色家计调查引发的程序污名。福利污名的根源在于我国传统的救济并非赋权型的福利政策模式,其重维生管控而轻赋权和服务。破解福利污名的困境,可从两方面入手:在福利价值理念上,提倡从救济向赋权转变,政府应从传统管控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在福利供给策略上,主张用普遍化的政策取代特殊指向的政策,采用更科学隐秘的资产审查手段。     

Media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interactive and even a typical symbio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duct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is very dynamic and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media helps shape the agenda for foreign policy makers, narrow down the set of policy options, change the pace of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the final decision. Ye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government still controls and regulates the reporting by the media on foreign policy issues. Once the media is perceived as going too far, the government never hesitates to rein it in through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以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分析为例

中国实行的许多社会政策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政策对妇女地位的负面影响常常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分析了目前的制度安排对女性人口的影响及主要原因.本文认为,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采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平衡当前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Religious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During the first 30 years of its exist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ommitted itself to making atheist Marxism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depriving the Chinese peopl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religious liberty. Since 1979, new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legislation impacting religious freedom have been created and implemented. This paper proposes an unconventio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religious policy. It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this polic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arty's changing view of religion; the nature of its new religious policy and law; and the function of its supervision of religion. It call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a distinctive Chinese model in religious affairs similar to that which has evolv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解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理论讨论当然重要,同时,从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探讨也很有必要.由于基本国策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的政策特质,因此,无论是对政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政策精神的理解,以及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实施原则的确立等,基本国策都包含了较深刻的思想性内容.政策思想具有实践观念的意义,它与理论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但对实际生活的影响非常直接.理清"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政策思想,对推进这一国策的执行意义十分积极.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政策问题的认定,国策的价值选择、目标体系、实施原则,以及与法律和具体政策的关系等方面,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包含的政策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劳动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的社会性别平等回顾

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中国以及国际劳动法律和政策进行回顾分析,认为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层面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是消除劳动领域性别歧视的基础,主张在中国劳动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社会性别平等的立法理念,把性别平等原则和方法纳入立法程序,逐步完善妇女劳动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公共政策视阈下的女大学生就业困境探析

中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而女大学生就业状况也分时各异。在当前阶段,女大学生就业状况更为艰难,本文从公共政策角度审视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该困境的政策选择。     

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保障机制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社会公正，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目的。然而良好的生活愿景不能自发的达成，社会公正的理想需要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政府政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恐难实现。从公共政策中的权力、目标与工具这三个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出发，探寻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来保障和实现社会公正。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以研究促进政策和法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与法律/政策项目的探索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持的社会性别与法律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虽然在中国政策和法律中几乎看不到直接的歧视,但是,大量的看似性别中立的政策在实际中对妇女发展不利。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政策和法律中制定积极政策和措施十分必要。同时,还应当鼓励法律/政策的执行者从积极的角度解读政策并创造性地工作,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尽最大可能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Shaping China's Energy Policy: actors and processe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China's energy policy-making processes, and uses it to explain the recent shifts in the country's energy priorities.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China's energy sector reforms by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from agenda setting, through policy choices, to decision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actors behind, the drivers for, and the constraints to, the progress of energy sector reforms in China since 1993 and to follow the evolution of these drivers and constraints. This will allow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ssible future trends of energy sector reform, the institutional limits to policy change and the constraints to implem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