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两重结构”——答马贵翔同志质疑

<正> 我写的《刑事诉讼两重结构辨析》一文在《现代法学》发表后,受到一些同志的关注。《现代法学》去年第六期发表了马贵翔同志的文章,对“两重结构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刑事诉讼仅存在三角结构,而且是“诉辩双方与审判官距离相等的‘等腰三角’结构”,至于现代许多国家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警     

对“质疑”的反思——与孟勤国教授商榷

《法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所载孟勤国教授《质疑“帝王条款”》一文（下简称《质疑》） ,反弹琵琶 ,对我国民法学界关于诚信原则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笔者读罢 ,觉得该“质疑”颇值商榷。《质疑》对“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其实质在于授予法院（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的观点提出了四点质疑 ,笔者针对这四点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质疑》提出 :“诚信原则能否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 ,自由裁量权乃立法、司法关系及其权限的体现 ,在大陆法系中 ,依例属于公法范畴。诚信原则……是一条私法原则 ,私法原则…     

也谈“传统法学”——与封曰贤先生对话

本刊去年第11期发表了封曰贤同志的“析传统法学”一文,对“传统法学静的提法提出质疑。此后,胡旭晨同志来稿,对封文提出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对有关法学的基本理论、概念进行争鸣、探讨,有利于法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为此本期发表“也谈传统法学”一文,对之进行争鸣。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周长军杨兴培同志的《对立法上“法人犯罪”的反思》一文（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７期，以下简称杨文），在对我国法人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与适时性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主张立法应及时取消法人犯罪。通读之后，...     

实践不是判断证据的标准——与徐益初同志商榷

<正> 《法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刊载了徐益初同志的文章《自由心证原则与判断证据的标准》(以下简称徐文)。这篇文章涉及到证据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判断证据的原则问题。其中有些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的主要论点“实践是判断证据的唯一标准”,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看法,与徐益初同志商榷。     

刑事证据没有合法性吗?——与杜纲建同志商榷

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究竟有没有合法性,这是当前法学界围绕证据概念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上期《学报》发表的杜纲建同志《关于刑事证据概念问题的商榷》一文,对这一问题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对此,本人也想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与杜同志商榷。什么是证据?证据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了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需要“以     

对“质疑”的质疑

《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被告人上诉引起的重审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一文的质疑》中所提到的“对被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不得加重被告的刑罚”,实际上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个原则是由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最早见于一八八○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以后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都作了类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吸收了资产阶级立法的一些精华,也把上诉不加刑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但由于有的被告人对     

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论’质疑——与龙宗智同志商榷

<正> 《现代法学》1991年第3期发表了龙宗智同志的《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龙文),这在我国诉讼法学研究上尚属首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刑事诉讼的“三角”和“线形”相结合的两重结构理论,读后颇有启发。但在一些问题上,笔者持不同见解,现提出来以供参考。     

周泰殿案应该起诉,可以抗诉

《法学杂志》第三期裘议同志《这件案子该不该起诉、该不该抗诉?》一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该案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二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能否抗诉?我们愿意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一、该案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在盜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中,部分赃款、赃物的去向不明是不是主要犯罪事实不清?是不是证据不充分?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再论初查——兼与《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一文商榷

为保障公民免受无理追诉,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立案历来备受关注。作为立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查在侦查实践中已经获得普遍广泛的适用。然而,由于缺少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初查受到了质疑与非议。宋阳同志在《中国刑事警察》 2004年第4期所撰写的《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以下简称《质疑》)一文认为:初查欠缺法律依据;初查具有一定的危害     

对“质疑”的质疑——与张宗厚同志商榷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否定法的阶级属性,否认法的起源与消亡规律的倾向。张宗厚同志的《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的本质属性及法的起源等问题是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基础课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结论的科学与否,更涉及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是不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     

对《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的质疑

对《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的质疑编者按：本刊于１９９６年第９期发表了李晓斌《对“人大”质询法院的质疑》一文后，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一些地方的报刊作了转载和报道，编辑部也收到不少来稿，提出了赞成或不赞成的意见，为了开展百家争鸣，我们选登如下几...     

也谈重视法哲学的研究

法哲学是不是资产阶级法学的“独占品”?要不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这些都是当前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继文正邦同志《应当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文之后,傅季重同志又发表了《法律哲学研究的对象及其任务》(载于《法学》1982年第3期)。这两位同志都明确否定法哲学为资产阶级法学所“独有”之说,阐发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必要性,并对如何建立这门学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国法哲学研究和其他法学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立法的质疑

以前，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史的著述，大多偏重于婚姻制度，而很少对婚姻立法的发展做全面的分析。胡曰武同志《唐律“婚书”考》一文(载《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胡文”)，除了对唐的婚书制度做了阐述外，还就古代婚姻确立的法律形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国家监诉人”质疑——和丁慕英、袁其国同志商榷

<正>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问题,目前在法学界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论,以致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这种状况,亟待我们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刊载的丁慕英、袁其国同志的《检察机关实行民事诉讼监督几个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提出了“国家监诉人”的概念,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故提出商榷。《探讨》一文认为,“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和民事诉讼监督的任务及特点,可以把提起或参加诉讼的检察员的身份称之为‘国家监诉人’。”也即检察机关提起或参     

合同实际履行原则之我见——兼与梁慧星同志商榷

实际履行原则，能否作为我国合同履行的一项基本原则，这确实关系到对我国现行立法的正确解释和适用，关系到我国合同法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梁慧星同志在《法学研究》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实际履行原则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对我国合同实际履行原则提出了质疑。     

也谈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人”——与刘家兴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刊登了刘家兴同志的《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人”》一文，读后受到一定启发。文中对“社会干预人”的意义、作用所作的论述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文中有几处似有不妥，现提出与作者商榷。     

略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兼与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商榷

读了《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刊登的张晋清、傅清河二同志《试谈我国刑法中的前科》一文(以下简称《前科》),颇受启发。《前科》一文的作者在否定了关于前科的三种论点(即“历史污点论”、“累犯条件论”、“折衷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论点。笔者同意《前科》一文对前三种论点的分析,但对张、傅二同志提出的关于前科的定义仍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与法学界专家、学者及张、傅二同志商榷。什么是前科,我认为首先应该弄清它的概念。在我国古代科同“课”,就是判处、课罚,即对犯人处以刑罚的意思。显而易见,科就是科刑,科是指犯罪受到的刑罚。前科就是指新罪以前犯罪受到的刑罚。     

偶然因果关系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吗?——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正> 在犯罪因果关系中,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可否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1981年《法学研究》第五期发表的龚明礼同志的《论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文,提出了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两种形式,偶然因果关系也是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观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特提出以下意见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也谈刑事侦查立案——兼与刘瑞榕、刘方权同志商榷

在《中国刑事警察》杂志2002年第2期上拜读了刘瑞榕、刘方权同志的文章《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对侦查立案制度存在价值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深感不以为然。在此也谈谈对刑事侦查立案制度及其当前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以供参考。刑事侦查立案制度的必要性刑事侦查立案的法学意义 1.刑事侦查立案(以下简称“立案”)是侦查机关对“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法律事实的确认。侦查机关接到报告的案件是多种多样的。侦查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对那些报告有犯罪事实发生,但还没有掌握足够证据的案件,要通过初步调查来确认。通过初步调查掌握了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决定立案。否则,不予立案。从决定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立案是区别罪与非罪的第一道程序。如果没有这道程序,就无可避免地使一部分非罪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其结果不言而喻。《质疑》中介绍日本为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