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跨国逃犯的绞索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最著名的一种国际通报。它的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各国国际刑警组织围家中心局可据此通报立即逮捕在逃犯。“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无论哪个成员国接到“红色通缉令”，应立即布置本国警力予以查证；如发现被通缉人员的下落，就迅速组织逮捕行动，将其缉拿归案。     

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之对策

中国“入世”后，出口产品频遭反倾销指控。为求得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公平待遇，争取“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被提上桌面。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严苛的反倾销国内法和“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在政府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国内的生产和出口企业更应反求诸己，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运作机制，学会运用国际游戏规则应对反倾销，打造出经得起国际市场风浪考验的现代企业。     

珠宝商借贷亿元失踪

“通缉周玲、谢钢，悬赏10万”，近日一篇以此为题的网帖出现在多个网络论坛上。据发帖人称，周玲和谢钢是夫妻关系。周玲、谢钢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被通缉？记者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两人“借款”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链条，涉及的金额保守估计就超过亿元。这对夫妇已失踪近两个月，目前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假药走私猖獗

“假药摆上货架只是假药走私猖獗的冰山之一角。”路透社今年8月份的一篇报道说。报道称,全世界的卫生当局都在跟愈来愈严重的假药走私作斗争,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假药泛滥成灾,就连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因为生产成本低,假药成了获利巨大     

美国反倾销法的新动向

美国反倾销法的新动向贺小勇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为使美国国内法与之相配套，国会同时通过了一个旨在修改国内法的“乌拉圭回合协定议案”（以下称“议案”）。该议案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的“反倾销守则”（以下称“新守则”）...     

通缉记者事件 究竟该调查什么

如今丽水、遂昌二级公安开始“调查”这件离奇的通缉记者公案，固然值得肯定，然而，问题是调查什么，谁来调查。     

2012年12月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郎酒董事长汪俊林传言被调查自12月中旬开始,郎酒董事长汪俊林被协助调查的传言便甚嚣直上。有报道称,汪俊林卷入成都当地一起案件,被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这已经是汪俊林本月内第二次被传遭调查。此前的12月初,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双规,被认为与李春城关系密切的汪俊林就被传言遭遇调查。但汪随后出面辟谣称,自己相安无事。但在此后不久,关于其被调查的传言再一次传来。郎酒集团对外表示,公司未收到任何有关调查的政府通知和文件。但12月26日,经济观察网发布消息称,郎酒集团内部已传达了汪俊林被调查的信息。     

美国反补贴规则适用解析——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分析

对美国针对中国进口产品提起的反补贴调查的程序和适用进行分析.根据1986年乔治城钢铁案确定的原则,美国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将不采取反补贴调查.然而美国近年针对中国产品开展的两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在反倾销调查中坚持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采取第三国价格定价,但同时在反补贴调查中则否认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从美国国内法和国内判例的角度分析美国反补贴调查的适用规则,并结合案例提出我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有的人分不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知识产权涉外保护”的区别。当提到将“国际保护”列入国际公法范围时，他们认为这是混淆了“公权”与“私权”，认为一国在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时，只能依本国民法（即私法）。事实上，这里讲属于国际公法范围的，指的是一国怎样依照它加入的公约的要求，以“国家”的地位调整其国内法，使之符合公约，从而在其以国内法从事涉外（及不涉外）的保护时，不致违反国际公约。这与“以国内法进行涉外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国际法领域称为“国际公法”的，是真正的国际法，而称为“国际私法”的，则是各国国内的涉外民事诉讼法     

中国警方和国际通辑令

中国警方的通缉令 在1999年夏季的全国公安机关追逃专项行动中,公安部首次向社会各界发布《公安部通缉令》。 《公安部通缉令》分为“A级”和“B级”两个等级。 A级通缉令是为了缉捕公安部认为应该重点通缉的在逃人员而发布的命令;B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的请求而发布的缉捕在逃人员的命令。     

国际投资协定与中国行政法的冲突与协调——以涉华投资争端中的征收与补偿争议为视角

相较于国际贸易领域的条约,国际投资协定具有“弱拘束力、低有效性”的特征长久以来公法学者对中国对外投资条约缔结实践鲜有关注,国内法与国际法长期分离,学界对二者之间的范式冲突与规则冲突少有分析。与发达国家经由国内公法—国际投资条约—他国国内法的输出路径相比,我国国内法未能有效反哺国际投资法,为中国对外投资条约制定提供根基。以“海乐案”中的征收补偿争议为切入点,管窥中国行政法与国际投资法在具体规则层面的遭逢,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法上的征收概念与国际投资法上的征收存在“范式冲突”,且在国际法、国内法的不同体系之下,表述相近的征收补偿条款在实际补偿额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需要完善国内法上的征收制度、限缩中国对外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概念、条约的国内适用参照“一致性解释”规则。     

中国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研究

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发展国民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物质基础。为维护粮食安全,中国必须采取、完善包括技术、经济、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保障手段和措施。基于此,中国必须针对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目前所存缺陷,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第一,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及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工作,加强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理论研究,切实把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第二,重新定位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指导思想,将科学发展观与粮食安全观彻底贯彻于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中;第三,恰当确定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目标,合理界定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原则,优化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框架;第四,抓紧制定与完善粮食安全立法规划,集合中央与地方力量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第五,严格粮食安全行政执法,加强粮食安全行政执法监督,确保粮食安全法律制度得以正确实施。     

汪文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

路透社记者: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称中国可能在加设有更多“秘密警察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我们已经多次就相关论调表明立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有关机构从事的活动是协助新冠疫情期间无法回国的中国公民办理中国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服务,根本不是所谓的“警察站”或“警察服务中心”。有关活动由当地热心侨团提供场所,志愿服务人员均是当地热心侨胞,不是中国警务人员。     

反补贴的“中国策”

在反补贴调查程序中，中国企业应该牢牢盯住美国国内法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措施这一条通过判例确立的既有规则，从而采取有效、充分的法律抗辩     

中国有关国际惯例的立法评析——兼论国际惯例的适用

文章认为，中国有关国内立法中的“国际惯例”当仅指实体意义上的国际惯例；根据有关国内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惯例”或“惯例”在我国不能算作国际法或国内法的正式渊源，而只具有解释与补充合同，或补充有关法律漏洞的功能与意义；国际惯例在我国的适用以我国法作为准据法，而我国国内法与有关国际条约未作规定，且当事人对其适用未予明示排除等作为前提，同时，它的适用也不能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文章进而指出，我国现行有关国际惯例的国内立法毋需作根本性的修改，但有必要对其含义、性质、适用条件诸项进行更明确的法律解释     

中国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知识产权策略思路

目次一、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发动“337调查”的基本情况介绍二、应对“337调查”的现实考虑及指导思路三、中国企业应对“337调查”的基本策略和应诉措施四、中国政府应对美国“337调查”的政策导向一、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发动“337调查”的基本情况介绍随着我国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这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出口产品遭遇美国“337调查”,而中国企业也正成为“337调查”的主要攻击对象。在历史上,欧、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依次是美国“337调查”的主要对象。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网络通缉，让我们无处可逃——探讨网络通缉的消极评价

“网络通缉令”频频出现，使网络通缉似乎成为一种新型的通缉方式而深受关注。本文认为网络通缉超越了传统“通缉”的固有含义，涉及诸多权利的公然侵犯，引发了许多法律问题的出现。     

晚清的官赈与义赈

中国古代社会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发展出两套平行的赈灾系统，一是官方赈灾系统，称“官赈”；一是民间赈灾系统，称“义赈”。     

美、日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特点及其启示

表现为主要贸易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国内法规制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自由化最严重的障碍,我国又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和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在规制体制、规制手段、规制目标以及规制战略上均各具特色,形成了严密、系统且极具实效的国内法规制网络。相比较而言,我国现行规制从宏观定位、体系架构到具体规制手段、内容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和实质性缺陷,亟待修正。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内与发达国家之间对抗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及早采取应对策略。     

协助组织卖淫罪中非法获利的数额认定

【裁判要旨】协助组织卖淫独立成罪是在其与组织卖淫罪罪质不同的基础上,为更好实现罪刑均衡价值而作出的理性选择。从文理解释的角度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非法获利应受到“协助”一词餉辖制,而非“组织”;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将个人获利作为认定协助组织卖淫者非法获利的标准,才不会出现该罪情节严重与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倒挂的悖论,才能更好地体现殳法原意,实现罪刑均衡的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