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评价权利与法律制度的新标准

幸福问题是值得法学界重视的问题。在人类观念史上,幸福存在着德性与感性的二元张力,但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里,这种张力逐渐消失,幸福往往被等同为物质财富或形式上的权利的多少,这进而容易导致权利的异化以及从财富的绝对数量等单一维度评价法律制度的弊端。要正确评价法律制度在促进幸福实现中的作用,有必要探讨幸福指数这更客观、更丰富的评价标准。     

柏拉图的幸福观研究

幸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柏拉图认为幸福的内涵在于获得属于人类的完美性的知识,幸福的人是有德性的人,是“至善”的追求者,是正义的人,是能够节制的人.幸福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它需要“灵魂的转向”.他的幸福观有利于人们摆脱世俗的束缚,关注精神世界.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现实意义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古希腊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本文首先阐述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概念的内涵,即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需要遵循中道原则；其次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论证,即从目的、功能、实践三个方面论证了幸福观；最后论证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对于我们构建新时期下的幸福观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

健康心灵和良好德性是互促互进的,对个体健康成长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关注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儿童的心理与道德问题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与我们对其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关注不够有关.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坚信在培养健康心灵和塑造良好德性方面,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去引导学生寻求生命的意义,确立人生的目标,过有意义的生活.     

道德德性的源泉与本质刍议

“德性”确为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寻求道德德性确定性,可谓仁智纷繁.本文的伦理沉思指向道德德性的源泉与本质,以道德德性的历史与人性之源、派生之源、德性实践之源三方面探求其源泉,并以道德德性的意向性本质、“中道”本质和实践智慧本质三个方面阐发其本质,阐述其本真内涵与意义.     

努力、享乐与幸福体验

当今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人们把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幸福长久地寄托向外部物质世界,人们普遍认为生活条件优越了就会获得幸福.于是,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去寻求功名利禄,却经常身陷繁忙、苦不堪言;闲暇时则寄情于物质享受,却在结束后倍感迷茫.大家热衷在微博、微信的朋友圈里晒出自己的衣食住行、品质生活,博得了朋友、网友的羡慕.可如果有一天,你不慎走进身边某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现表面光鲜的生活中处处充斥着不如意,就像张爱玲说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浅析正义价值与个性生活

人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幸福,正义和崇高(刘进田教授语)。本文认为,在这三大价值取向中"正义价值"与个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是个性生活得以实现的基石。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张扬个性的社会,它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创造性与自我实现;个性来源于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先在性决定了个性生活的存在。但个性生活又有其自身的存在限度,它必须以正义价值为基本价值取向。     

生态问题是人作为悖论性存在的心态问题

生态问题源于人类存在的悖论性——幸福追求和终极追求的对立。人类为了生活幸福,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效率与发展却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其后果就是生态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问题＂,而它的直接表现就是产品的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分离与对立。所以,生态问题其根本就是人类的＂心态问题＂。     

公民德性与法治转型

公民德性是人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审议与行动中，超越个人善、推进公共善的确定倾向。公民德性从树立法治观念、参与公共讨论、参与政治事务的方面塑造“好公民”，为法治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中国已经处于法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解决政府主导型模式带来的弊端，完成法治的正当性供给，需要发挥并培育公民德性。目前，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存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 传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