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治理”? 如何研究?

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     

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着力点

属地管理与合作治理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主要运行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既保障了中央政府有效动员资源、集中精力抓好长远和根本性的事项,也可以调动地方政府处理好民族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属地管理与合作治理的模式在运行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对政府职责未作出分层次说明,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诸多社会矛盾集中在基层;政府间关系缺乏法律约束力。当前,应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规范各层级政府间民族事务事权、调整机构设置、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等三个层面入手,进一步发挥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效能,提升其精细化水平。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建构——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互动样式的比较研究

"农转居"社区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重点和难点,也是推进城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根据"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模型,"农转居"社区可以划分为"政府—社会互动型""政府—市场互动型""社会—市场互动型"和"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四种类型。通过四种类型对应案例的阐释和比较可以看到,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评判"农转居"社区治理成效的标准,应该更加注重社区的功能维度,即社区治理的总体安排是否与社区内在需求相契合,从而为社区善治的实现提供解决之道的"社会空间"。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治理与元治理: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和必要的反讽性

作为各独立个体的反思性自组织,治理的概念被运用于诸多事宜。有效的治理是有条件的,治理的具体形式会随着治理目标的性质而改变。当然,治理并非一定是治愈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的良药,它同样也会失灵。作者试图运用元治理这一方法来解决治理失灵。但由于任何实践都可能趋于失败,因而元治理也可能失灵。当治理目标和元治理目标复杂无比又相互联系时,尤其可能发生失灵现象。为此,作者阐释并强调了(元)治理的三个一般法则:必要的反思性、必要的多样性、必要的反讽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英国地方治理改革研究

英国的地方自治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改革的首创者。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借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启动了自身的变革进程;90年代,它进一步推进了以更新地方政府制度、优化地方政府运作体系、振兴地方民主、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多层级治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权化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又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调适。制度环境的变化、旧制度的约束以及改革者的选择,这三个要素是影响英国地方治理改革进程的重要情境因素。英国地方治理制度的变迁路径以有意设计的干预式制度变迁为主。经过30余年,英国确立了多层级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的自主地位,形成了治理主体多中心化的参与式地方政治。这些新的制度安排已经开始逐渐成型并发挥作用,但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影响,它们仍处于不断调适之中。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重构儿童性侵问题的治理路径

儿童性侵案件的社会根源在美国公共政策中时常被忽视,社会对于儿童性侵状况存在诸多错误理解。现行治理路径过度关注下游"性侵者",性侵法案对于性犯罪者采取民事收容、登记及通告和限制居住等举措,使得大量政治、科学和财政资源用于防治累犯,而事实上政策、法律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脱节。对此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儿童性侵问题的治理路径,把关注点和政策导向进一步推向上游,充分发挥公共卫生系统的优势,完善一级干预措施,对性侵根源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打击。     

网络空间中的政府规制与善治:逻辑、机制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政府与民众是一对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行动者。政府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奉行"大事化小"的纯粹主义;民众则采取"小事大闹"的行动策略,打破现有的秩序,将意见和诉求输送到决策层。而在网络空间日益膨胀的当今,这种治理逻辑同样被投射到虚拟的公共领域,并衍生出被动机制、互动机制和联动机制这三种网络治理的机制。但是,传统网络治理逻辑存在诸多弊端,导致政府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上存在时滞效应。因此,政府要顺应治理现代化潮流,重点关注网络空间治理的结构性主题,进而在网络主权、价值追求、网络党建、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吸纳等领域作出更好的路径选择,建构出一套立体的网络规制和治理框架体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政府的善治目标。     

西方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制度根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治理失败昭然若揭:数百万人民失去生命,医疗系统几度濒临崩溃,全社会"躺平",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政府进退失据,政策摇摆反复,政客热衷于逞口舌之利、互相推卸责任和向他国"甩锅".曾经被不少西方媒体和政治学者描述为治理榜样的"首善之区",今天暴露出全面的僵化、混乱、颟顸甚至愚昧.目前看来,疫情仍将持续,相关国家似乎只能靠病毒的自限或疫苗、药物等技术突破才能有望渡过难关.诚然,对付病毒离不开科技手段,但是治理的含义在于政府或其他权威机构运用权力、资源、技术、信息等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无法寄希望于通过对人和社会的组织协调来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其"治理"已经宣告失败.     

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

"全球性地区治理"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是为了解决如何走出当前全球治理困境而提出的新观念或新议题,其要义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实现世界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这种新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其实践基础则是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现实需要。实现这种全球性地区治理,需要不断完善其研究议程,推动其从观念到政策实践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对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的传统研究重视制度分析和规范分析,而比较地区主义还重视政策扩散分析。对互联互通政策方案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进行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像互联互通这样的全球性地区治理方案,具备统筹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优势,是非常可靠可行的全球治理实现路径。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正自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以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尽管如此,受七国集团(G7)阻挠等因素影响,G20在治理内容、合法性及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作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应积极推动G20转型发展。     

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是应对"大变局"的有效途径。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和气候变化治理系统正在遭到弱化,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在此背景下,"协和"的关键性再度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的"国际协和"也成为有效治理21世纪世界事务的潜在路径。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全球治理赤字",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联盟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推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弥补"全球治理赤字"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予以积极应对。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