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强化治理:激进动员、有限响应与默契互动

在中央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的高压任务之下,环保部的政策动员、地方政府的回应及两者间的互动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典型个案,对环保部与地方政府围绕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新实践进行探索性分析。构建五位一体激进动员框架,描述环保部在特殊的政策窗口,开启具有政治意涵的激进动员的作为;设计经济发展-环境治理行为光谱图,阐述地方政府修正上动下不动的惯习,有限响应环保部激进动员的举动;提出高频间歇式环境威权、污染治理锦标赛等新理论概念,呈现环保部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度强势与有限遵从的默契互动,以及有限缓解环境治理悖论的结果。此外,本文指出过度依赖威权工具的污染治理存在治理凝闭、政策工具单一的隐忧。本文可为大气十条后续治理提供镜鉴。     

城市的大气污染与防治

人类一直生活在空气之中。空气给予着我们生命必需的氧气 ,又不停地把我们代谢出来的废气散发出去 ,散发给周围能够把它们再转化为氧气的植物。每个人的生命实际上都是一台呼吸机 ,自始至终都在不停地呼吸着 ;任何一个人 ,只要停止呼吸五六分钟 ,大脑的细胞都会开始死亡。所以说空气是我们生命的第一要素。一般情况下 ,空气中氧气的消耗与制氧植物制造的氧气大致上是平衡的 ,空气都是清新的 ,适宜的 ,只有在缺少氧气或者是污染严重的情况下 ,空气的成份才会改变 ,我们才会感觉到头晕、憋闷、气短、不舒服。但是全球性工业的迅猛发展 ,却使我…     

渗透、互动与整合——媒体发展趋势探讨

网络、手机作为新兴媒体所呈现出的迅猛发展之势,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竞争,传统媒体在不断深化自身改革的同时,也在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整合中寻求着新的生长点.相互渗透、共生互动、资源整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三重视野的互动、耦合与前瞻

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虽然直面的对象与问题有差异,但三者在理论内涵上又有着深度的耦合,都主张多中心的公共行政系统、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性、价值实现过程的法治性。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割裂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以单一的、孤立的思路寻找问题解决途径,往往是失败的。我国必须从全球化-国家-地方的整体互动视野理解、解决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实现从被全球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转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化地方政府改革,加快地方治理体系重塑。     

浅析济南市大气污染治理思路与措施

随着济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有效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是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一项重要工作,改善城市大气污染已变得刻不容缓。要在正确的防控思路的引导下,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借鉴国际治理大气污染的先进经验,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有效措施,以真正改善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     

城市、权力与治理:城市政治学的论域、脉络与启示

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是在城市这一空间内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况。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关于谁掌控城市权力的争论促成了城市政治学的兴起;增长机器论探讨了政商联盟对城市权力结构的形塑,它的问世预示着城市政治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早期的城市政体论仍处于过渡阶段,它主要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出发,把脉城市的权力结构;后期的城市政体论则从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新型的作为生产模式的权力观,这也标志着城市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治理研究阶段。     

区域多中心协同治理中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

在公共治理领域,政府长期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实践证明,政府也存在失灵的现象,靠政府单中心治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公共管理领域中公众的需求。公共事务的治理将更多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将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在协同治理时,主体间如何互动,才能完成协作目标？那么互动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     

论政府治理视阈中和谐社会的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阈中,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与之相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区域战略化、政策区域化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变迁

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不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本身,更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跨领域与跨层级的公共治理问题,需要将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演化一同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表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是在区域战略化与政策区域化的背景下产生并演化的。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的相关理论,区域战略和政策通过政策网络、制度规则影响交易成本与协作风险,实现对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结构影响。从战略与政策的影响出发,中国的区域被分成了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京津冀与长三角两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结构的变化受到战略与政策组合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表现在纵向化升级、网络结构变化和治理机制的调整等方面,京津冀的纵向化影响更为显著,长三角更倾向于横向结构性变化。未来应在治理体系上注重战略性组织与政策性治理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层级扁平化下职能有效分工,而大气污染治理应该更注重根据战略—政策组合下的分类指导。     

整合、协调、回馈：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及其功能探究

以社会组织为突破口,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多元主体合作主动、平衡制约的民主机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服务现实,力图实现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在整合各治理主体效力、协调机制与体制的关系、回馈治理主体良性发展的“整合、协调、回馈”——“三位一体”机制功能。而社区治理民主机制功能还将分别衍生出“给力、协力、返力”效应,且“功能”和“效应”的各自三个元素分别发挥联系、递进和互补的作用,形成一个系统有机的联系体。     

机制变迁、多层治理与北极治理的未来

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事务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态势变迁,这也必然推动北极治理机制不断演进。北极治理机制演进的轨迹与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种力量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与消长。北极地区事务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从根本上要求对这些事务在多层面进行治理。本文以多层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北极治理现状及参与行为体进行考察,认为北极地区事务治理将逐渐走向有序,北极治理机制将更加制度化。北极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行动,而多层治理模式代表着北极治理演进的方向,多层治理下的北极治理架构将更具开放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只有基于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北极多层治理,才能实现北极地区事务的善治。     

论执政党社会整合的功能、目标与机制

社会整合是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均衡、协调和稳定、维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是执政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的基本目标。执政党必须具有敏锐的时代眼光和相对超前的执政意识,能在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中调整执政目标和政策导向,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挑战,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     

关联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协作困境、共治体系与数据驱动

大气污染防治是党和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建立共治体系是解决区域大气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成为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我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现状,大气污染共治体系建设的症结在于治理边界模糊、主体单一、连接不畅,从而缺乏有效的内生驱动力。四川省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实践案例表明,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应为实现从传统型治理体系向数据驱动型治理体系转型。数据驱动型治理体系以数据型专业组织驱动为连接,驱动实施党委领导、政府协调、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共同治理模式,从而有利于实现系统化、数据化、多元化的治理目标。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研究——交易成本的视角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导致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激励不足、参与协同治理的意愿不强、协同治理实施难度较大。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改变地方官员激励机制以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建立区域大气污染利益协商机制以降低外部代理成本,设定区域大气污染任务清单以降低信息成本,明确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任务分工以降低谈判成本,加强监测和巡查以降低监督成本等。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例,指出攻坚行动计划具有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特征,但缺乏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对治理机制加以完善。     

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