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PPP项目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思路选择。研究引入多源流理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PPP项目的政策议程形成逻辑,分析政策制定的内在规律,优化政策设计思路。研究发现:PPP项目的政策议程设置受到"PPP项目何以成为焦点议题"的问题源流、"政出多门的矛盾性及政策共同体多元主张"的政策源流以及"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中介咨询组织和民众的行动差异"构成的政治源流三种源流的影响,并经由政策之窗实现耦合,推动PPP项目相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研究结论:推动PPP项目健康有序发展,亟需从宏观层面完善法律制度顶层设计、优化政府治理能力、明确风险分担和投资回报机制、强化项目资金的金融支持、培育中介咨询机构、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拓宽民众参与渠道。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逻辑

政府治理工具的获取、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城市社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事实上,当政府以治理工具介入社区治理时,恰恰是其对治理工具的认知、抉择和运用引致一系列意外后果,或者说,这些意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真实运作。由此,面向社区治理,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构成重新审视和思考治理工具本身的分析框架。其中治理工具化为三种性质的选择,分别是组合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形成作为政治过程的选择、形式理性和本质理性演绎而成的作为理性的选择、以结构化过程和制度形塑行为为主旨的作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同时,在社区治理中,治理工具的准入秩序以组织政治的秩序框架为核心议题,通过四种机制的演绎来催生和促成治理工具准入秩序的合法性运转。另外,结构性均衡、规则性协同以及策略性合作构成了治理工具运作的社会逻辑,结构化、政治话语和事件性形塑着政府治理工具运作中的政治逻辑,而以有限市场化为核心,聚焦行政功能和任务民营化的治理思维构成治理工具运作的民营化逻辑。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与制度解析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上级政府需求主导型偏好结构、精英政策模式为主轴的政府过程和强制性工具为主体的政府工具选择结构。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形成的制度变量包括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显性制度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隐性制度包括党组织是各级地方政府体系的中枢、上级政府占支配地位、权力运行人格化和非正式关系影响政府过程。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共同构成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形成的制度变量。     

“协同增效”——基层社会治理探索

文章立足政府与社会关系相关理论,从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成长程度两个维度出发,建构一个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增效"理论框架。再以X县N街道G社区为例,从学理上剖析政府与社会在协同动力、基础、角色、机制等方面的实践情况,认为协同增效是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绩效,政府和社会需在协同主体优化、协同边界明确、协同文化形成、协同技术更新等方面努力提升。     

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工具研究

统筹城乡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还需要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根据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问题可以确定政策目标,根据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政府在其中的责任,并依此制定政策体系。依据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的特征和属性可以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激励性、指导性、信息性和服务性政策工具。根据政策体系的内容和政策工具的属性和运行机制可以实现两者的匹配,完成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在考察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能力和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政策工具的优化路径。这些内容构成了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工具的基本理论体系。     

珠三角地区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供给刍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突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失灵等社会发展困局,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思维与实践。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供给具有现实意义,能缓解财政对养老服务投入的不足,有效促进养老服务社会化改革,促进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珠三角地区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供给的推进思路应包括:健全社会企业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企业家精神;加大政府对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支持;扩大社会对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的认知度;丰富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供给的形式。     

特大城市风险防控“一策多制”的选择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研究多是从总体或侧面进行概括,简约化地用一种模式来界定政策执行。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引入“路径—激励—督查”的分析框架,对21个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政策进行剖析。研究发现,特大城市在政策执行中存在“一策多制”的特征,即“一项政策、多种工具(机制)”。特大城市的风险防控综合运用了政策复刻、细化、创新、加码和变通五种工具,由于风险防控具有刚性和强制性特征,特大城市在政策工具选择时以“遵从为主、应变为辅”。清晰的政策路径规定了特大城市的行动路线,追责问责与专项督查共同约束政策遵从;政策路径的模糊性、正反两类激励与督查中的容错机制,则为政策应变提供“弹性空间”。研究的贡献在于:跳出科层制下政策工具选择的单向线性思维,提出地方政府“一策多制”的政策执行模式,发掘“路径—激励—督查”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简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论公共政策的社会公平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有着独特的价值诉求和特定政策意图的人类活动。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价值分配的重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它是通过政策主体的行动、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政策过程的推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论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民间组织在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与合作的平台,为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再就业起到了政府和企业所不及的作用。本文阐明了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必要性、民间组织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对策思考。     

政府治理工具的运用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

政府治理工具也称政策工具、公共行动工具,是近年来当代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并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治理危机的背景下兴起并不断发展的。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和运用,为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加强对政府治理工具的研究,将有助于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演进逻辑及其实践工具——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质性分析

本文以2004—202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涉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关内容的中央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法、运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内容涉及6个范畴,涵盖15个主题。总体来看政策发展经历两个阶段,划分标准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提供,政策演进逻辑呈现政策实践时长与国家干预程度反比关系的状态,演进阶段主要呈现由采取单一的强制性政策工具的均等化强制策略到以自愿或混合性政策工具为主、强制性政策工具为辅的均等化混合策略的有序过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建立在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空间正义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效率、根据资金支出效率精准优化财政资金的分配、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差异性供给、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治理机制等方式,推动产业融合、人口融合与文化供给方式相互融合。     

制度转型与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

随着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企业推动为主体的诱致型的制度创新和政府推动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两者在相互博弈中共同发生作用。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文化产业制度推进历程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在当前河北省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的诱致性制度推进受到限制,政府的强制性制度推进应当是当前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出路——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为例,对转型期上海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独立性困境、合法性困境、志愿性困境、有效性困境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期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出路,认为政党推动是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力量、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前提条件、改革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途径、加强民间组织的自身能力的建设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