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人们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问卷调查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研究发现：其一,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很少,但是参与方式呈现多元化,并且个人维权参与多于集体维权参与;其二,社团参与、人际信任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作为社会的资本,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其三,培育社会团体、增强人际信任和人们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是当前促进人们政治参与的途径.     

公众参与水平及其对社会组织行为的影响探析——对广东集思公益计划的案例分析

由于历史、政策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国内的公众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发展滞后现象。广东"集思公益"计划是国内首次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实践,推动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研究发现,社会组织的类型、动员力和地区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着公众参与的发展,公众参与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组织的行为。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辨析了社会组织的性质和行为,提升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认知。     

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内涵、特征与价值探析

大学生志愿精神是大学生志愿者或志愿服务组织基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他情怀,自愿地、不为报酬而自觉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志愿服务主体思想品德的集中表现。它内涵着一种能动性的社会意识活动、公益互惠意识、基于责任和行动的伦理精神,具有对大学生思想、心理、行为活动产生直接作用的个体价值,具有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发展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价值。     

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居民维权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维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正在逐渐升温。面对社区居民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之间侵权发生的现实,社区居民维权特征呈现显著变化。同时,体现出社区居民维权主体受限、维权方式激进和维权行为理念缺失三个方面的维权困境。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区居民维权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表现。从政府、社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政府合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成为社区居民维权的现实路径。     

建构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先采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然后运用问卷调查法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构建出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影响公众参与政务微博意愿的核心因素有四个,分别为外部环境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和媒介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公众因素对公众参与政务微博的意愿具有直接正向作用,但是两者间却呈负向关系,而政府因素和媒介因素通过作用于公众因素间接影响公众参与的意愿。因此,政务微博的运营应该以公众为核心,以内容服务为关键,采用"双向对话"的互动信息模式,选用复合型专业人才进行运营管理,注重多元传播策略的使用并积极加强内容产品的建设。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论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

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CGSS2005相关数据，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构成，居民特殊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一般信任水平。城市居民社团参与除了受到年龄、收入、政治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之外，一般信任因子对于居民社团参与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而特殊信任因子对于社团参与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社团参与的水平，积极引导人们走出仅局限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圈”，建立起更强的对不特定人的信任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澳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与挑战

澳门社区公共服务由政府与民间不同的机构共同提供,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机制,促成社区与政府在社区服务及建设方面产生良好的互动。同时,不但社区的公共服务满足了居民社会化的生活需求,而且切适的服务提高了公众参与社区的积极性,多元化的社区服务还有助于实现居民社会福利服务的深化发展。探讨澳门社区特色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利弊,探究公共服务中的合理配置、服务系统的规范、参与程序的弊端与利益保障等问题,能够总结出澳门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治理的经验,适当调整民间社团的参与机制,以便推向社区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动员与参与——以深圳龙岗区“社区民生大盆菜”为例

为破解当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较低的难题,深圳龙岗区以"社区民生大盆菜"为抓手,创新制度设计、落实经费保障、畅通办理机制、实现社会参与,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新时期,构建城市社区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以利益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性,形成"共意"性社区动员机制;以组织化合作动员为发展方向,实现社区动员力量的再整合;注重动员策略的运用和情感话语的表达,激发建立共同情感的能量。     

社区志愿者的态度及影响行为的因素分析——以北京市A街道为例

社区志愿者的态度与行为不仅会影响到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会影响到社区的治理与发展.本文以北京市A街道为案例,首先描述了A街道志愿服务的现状,其次分析了社区志愿者的态度及影响社区志愿者行为的因素.文章发现,目前A街道的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更多是基于互惠心理,而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动员等结构性因素是影响社区志愿者行为的重要因素.同时,体制内的组织动员能够强化居民的“认同”和“互惠”心理.最后,文章针对研究发现提出了改进体制内组织动员志愿者的方式和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等建议.     

当代农村人际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结婚礼账的宾客记录为依据

迄今，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城市的人际关系，而农村的人际关系却研究得不够充分。以河北省海兴县高湾镇为例，运用访谈调查法，根据结婚礼账上的宾客记录，明确了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现状。分析发现：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农村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如下变化，（1）因缘结构依照血缘关系、姻缘关系、趣缘关系、学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他关系顺序依次减少。（2）关系总量及不同因缘关系的数量因家庭而呈现显著差异，表现出严重的分化状态。（3）人际关系以个人间关系为主，而家庭间关系较少，并且人际关系呈现显著的同质性。（4）在因缘范围方面，血缘关系基本维持在四等亲以内，而姻缘关系基本维持在三等亲以内。（5）人际关系的感情性较弱，而功利性较强，这种倾向甚至体现在近亲属之间。（6）人际关系的功利性指向已经成为目前农村人际交往的规则。本文最后，就研究发现的产生机制、普适性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弱势群体社区志愿服务的参与认同及其意义

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失业者、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等,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取和社会生活参与等方面有着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服务需求,被认为是当前我国各类社会公共服务包括志愿服务的主要对象和受体.但是近年来的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在城市社区建设中,随着民主参与和社区服务的扩大,人们发现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中的参与认同,包括志愿服务的参与认同,却高于在职职工等社会主流群体.这种现象表明,社会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服务的受体而且是积极的参与主体,通过社区民主参与和福利保障的平台,广泛吸引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包括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将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产生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社区警务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

社区警务作为社区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公众认知、警民合作、参与意愿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基于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公安机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提升居民满意度与归属感,一是创新宣传方式,多渠道多途径提升公众认知度,二是畅通警民合作渠道与平台,激发公众参与积极性,三是推进服务与管理柔性化,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论城市社区青年中心的定位、功能及运作

随着城市社区地位和功能的提升，青年与社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大量的政府青年事务划归社区。鉴于社区团组织人力有限等因素，一种以联系、服务、引导青年为目的的新型青年组织——社区青年中心应运而生，它延伸了社区团工作的手臂，成为社区青年活动的主阵地和青年社团联盟。社区青年中心在定位和功能上具有与传统社区团组织不同的特点，在联系覆盖社区青年、社团（项目）设计开发和管理、社区资源整合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优势。进一步完善青年中心的自身运作，将对社区团建创新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城市社区治理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基层自治的推进,居民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以城市社区居民业主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身份、产权状况、权利意识及社会资本为变量,分析其对社区居委会、业委会选举以及社区治理活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业主的年龄、收入、党员身份、产权、权利意识等对他们参与居委会选举有积极的显著影响,但对参与业委会选举的影响并不显著,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产权的影响并不如理论推测那样显著。教育程度、收入、产权、权利意识及信任程度之外的因素对社区治理活动参与也无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个体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方面验证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可知,从个体性因素来看,政治面貌和个人月收入两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从社会性因素来看,经济收入水平层次自评、与邻居的相熟度、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购买社保和社区环境满意度等五个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从控制变量来看,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各模型中的显著性和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别对社区参与意愿没有影响。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浅析老龄群体在城市社区共同体重建中的作用

在当今城市社区变迁的背昔下，社区老龄化及社区共同体削弱已日益成为突出问题。但结合社区发展、社区共同体建设和老龄群体社匹生活的实际特点来看，社区老龄群体的成功老化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建却有着共同的实现途径，即发挥老龄群体在城市社区共同体重建的中的作用。基于对老龄群体自身特征、社区工作、活动参与状况及对社区交往的推动等多角度的考察，更揭示了老龄群体在城市社区共同体重建中的积极作用。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