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国家治理由国家建构、国家发展和国家转型三部分内容构成。目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而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则需要采用实证方法,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类型学、质性比较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构成意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三大比较政治学流派中都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研究。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民主化转向"致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用"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研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可以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关键性的议题领域。同时,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则可以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实践的比较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与学科划分标准

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对把"外国政治"作为比较政治学基本范畴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分别提出了"方法论""比较性议题"及"综合论"的观点,从而使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范畴的界定出现了"方法论""本体论"尤其是研究议题之间的争论。产生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质与传统上认定的学科内涵之间既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又有着内涵上的较大差异。因此,要以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为核心,阐明其学科界定中的内在矛盾,并按照学科划分规律尤其是以研究领域为单位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内涵进行界定。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的路径探索

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也是我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之一。话语权的哲学基础源于福柯关于"权力与话语"的论述,此后辐射至国际关系、传播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形成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复合概念。追溯国际话语权研究的理论渊源,厘清其学科谱系,进而分析当前国内外的研究趋势,将有助于对标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和自身的不足。针对当前国内研究中普遍存在战略性研究多于策略性研究、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理论不能与外交实践相结合的现状,本文以国际核心期刊《国际安全》为个案,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聚焦领域、研究议题、作者分布等维度对该刊2012—2016年的涉华文章展开分析,寻求可操作路径,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发展思路。     

非洲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挑战与政党转型

境外政党长期执政态势是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当代非洲在军人政权或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这是非洲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持续发展的压力、政党格局的变动、系统腐败的延续、政治民主的滞后、西方民主的输入是非洲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主要挑战。非洲左翼政党要保持和强化长期执政地位,必须实现向团结政党、廉洁政党、现代政党和开放政党的转型,成为引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长期执政具有"双刃剑"效应,以执政有效性和执政合法性为核心,实现向现代化执政党的转型,是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     

当代美国政治学中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

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分支,主要以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本文追溯了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源起和发展脉络,按分析框架和主要范式将其分为四个时段;从学术资源分布、学术期刊概况和主要议题三方面分析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科特征及研究议题;总结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即把握好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紧迫性与严谨的科学性、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研究成果的时效性与经典性之间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的历史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调整对外方针政策,把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推进到新的阶段。在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实现了交往对象由单一类型政党向各种类型政党的转变,交往内容由单一政治议题向包括政治、经济、党建等多议题的转变,交往目的由突出意识形态向维护国家利益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对外党际关系由服务于国家"硬实力"建设转向更注重"软实力"建设,党际交往中由淡化意识形态转向旗帜鲜明地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念,由单纯发展对外党际关系转变为推动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协同关联,中国政党外交进入新时代。     

哈佛大学中共研究的缘起与影响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期,他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哈佛大学成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日本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尽管中国学术界的日本政治研究论著较少,但也出现了利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的优秀作品,诸如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态分析等;日本学术界将政治学作为了解政治组织形式、对其进行解释的一门独立学科。以本国政治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历了批判政治学、风土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多元主义政治、计量分析方法等战后各个阶段。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阐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后利用特定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政治体制或政治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是今后为提高日本政治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海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及启示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奋斗，超越了既有的现代化范式，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海外分析者从不同视角，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重要理念、生成逻辑和意义价值辨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观点，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应当从全球意义上的政治治理价值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从文明复兴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阐释现代化的多维性和共通性。     

试析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构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既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关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议题。作为一个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尤为紧要,但其战略重心与核心任务显然不是遵循西方式的外交、法律或军事等路径,而应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框架。在观念层面,中国应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狭隘的民族主义、褊狭的零和思维,树立正确的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在路径层面,中国应力避偏重双边外交的传统机制,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在模式层面,中国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金融政治学:地缘政治竞争下的新议程

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     

海纳百川、包容共生的“上海学派”

与中国物质性崛起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思想性崛起的追求也日益提上日程,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最初的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后来的自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正迈向构建"上海学派"的道路。浮现中的"上海学派"以"共生"概念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以"国际共生论"为核心,以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议题关联等为外围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备宏大的历史视野,且致力于对国际关系各议题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理解,以期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地方发展。但由于核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研究方法尚不够发达、研究平台和研究团队尚不够强大,"上海学派"的真正形成仍需较长时间。"上海学派"的未来构建需要围绕"国际共生论"发展出其核心理论体系,需要秉承"共生"精神实现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做实研究平台、夯实研究团队、充实后备力量。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当代中国政策实施和政治稳定性研究的分析框架

舒耕德是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研究院大中华研究项目主任,李安娜是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项目的研究助理。本文刊登于美刊《中国政治学刊》2011 年第 16 卷第1 期。该文使用二维的分析框架来调查中国地方政策的实施对政治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将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与政策分析以及 "战略群体分析"这一"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之变体结合起来。文章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庆元县实施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案例研究。     

东欧的政治变迁——从剧变到转型

在过去30年间,东欧政治经历了一个异常曲折、动荡和艰辛的历程。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欧各国普遍陷入难以自拔的多重危机之中。始于1989年席卷整个地区的政治剧变之后,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成为东欧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经过20年的转型,无论就民主的巩固、市场经济的运转及融入欧洲的进程来看,整个地区次区域间的差距明显拉大,多样化无疑将继续主导东欧未来的政治发展。东欧近30年的政治变迁表明,如何让本土因素更好地主导未来的转型进程,是东欧各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大课题。准确地、全面地弄清和界定“中国特色”的内容,是建设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前提和关键。 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指的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向世界,研究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范畴,它要求以世界为舞台,从宏观入手,综合研究国际全局性问题;立足中国,并不是以中国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际政治     

美国学界对国会政治研究的范式转换

近年来,美国国会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方兴未艾,特别是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究引发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然而,迄今国内对美国国会政治的研究仍停留在现象描述的阶段,对国会政治的内在规律缺乏整体把握和理论深度。美国的国会政治研究经历了类似英国式政党的议会政治研究、具有社会学倾向的立法行为研究和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指导下的国会制度研究等范式的转型。而国会研究范式的变迁往往与美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方法论的变革密切相关。因此,把握美国国会政治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为中国的国会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国会治理尤其是国会外交将成为中国的美国国会政治研究重点。     

创建中国理论 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2004年9月20日至23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 究会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十几所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洛阳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国际政 治理论的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成果特点、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体 系和方法、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应提出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深入的讨论。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的理论范式评析

当代政治转型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其理论范式主要有四种,即比较现代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政治转型这一当今世界的重大历史现象和问题,但它们都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缺憾和弊端,都还不足以完整而全面地解析政治转型的全过程及其本质。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的发展动向探析

"一带一路"是近年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议题,历经了一个渐次深入而成果不断丰硕的研究过程。海外学者围绕"一带一路"的本质内涵、行动路径、世界影响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提出了一些积极客观见解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系统梳理和分析海外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