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与行动者策略——关于城管执法研究的文献综述

过去10年的城管执法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呈现了城市街头空间一幅生动的行动者策略互动场景,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行为机制与深层原因,展现了“空间矛盾——行动者策略——策略效应——秩序建构”的研究脉络。综合来看,城管执法行为体现了空间维度的多层次性。从微观情景来看,街头官僚使用信息权力形成执法行为差序格局,与被执法者之间博弈演进,通过试错空间形成场域转换的默契互动,以执法吸纳政治、模糊性治理等策略平衡议题争议性;从中观情景来看,城管摊贩冲突发生在过渡型边界与灰色空间;从宏观情景来看,城管执法行为的空间矛盾本质上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     

城市治理与群众路线——基于武汉“城管”的实践分析

群众路线与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仍然主导了当前的社会治理。这一遗产在控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街头官僚的政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城管"体制是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压力型体制等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而柔性执法虽然具有文明执法的内涵,但遵循的是群众路线的谱系。在传统的群众动员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机制及媒介动员有效融入到城管实践中,是建立城市治理新格局的关键。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伦理考量——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文章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针对社会上频繁出现的城管执法人员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对城管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研究来考量他们的行政伦理。主要通过对城管执法的目的,以及采取的方式的合理性这两方面着手来论证行政伦理对他们的重要性,这两方面要求着城管执法人员必须要注意他们的行政行为所带有的行政伦理。     

“城管”执法相关问题研究——基于W市相关司法案例

集诸多行政处罚权于一身的"城管"因从事在管理职权与处罚职权分离前提下的"末端执法",违背城市管理统筹兼顾的内在规律,加之,未能获得具有人身处罚职权的公安机关的及时配合与协调,以自身良莠不齐的队伍素质完成城市政府机关高指标的执法要求时,必然使自身处于"躺着也中枪"的尴尬或违法也不自知的自负。"城管"违法集中于非法执法、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程序违法执法。改善"城管"执法的主要途径存在于:建设"大城管"模式,衔接城市管理权与处罚权并建立市级追责机制,使之处于纵、横向的监督管理体制之下;建立公安与"城管"的联合机制,落实行政处罚法的威严,防止"城管""对事不对人"执法的低效;按照公务员标准建设"城管"队伍,全面提高"城管"队伍素质,使之全心执法、懂法执法、依法执法。     

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强调通过"多元共治"实现"善治"目标,面对城管综合执法实践中存在执法范围不清、执法人员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执法与管理部门衔接沟通不畅、法治化建设和水平落后等诸多矛盾和问题,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已成为现实需要。为此需要进一步理顺执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完善执法方式创新执法方法,培育市民规则意识。     

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困境及对策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直接产物。通过近十几年的试点探索,城管综合执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发展带来的矛盾。但于此同时在执法理念、执法制度和执法社会环境方面也面临许多困境。文章建议在革新城管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法理念基础上,加快建立完善城管执法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对城管执法监督和保障机制,提升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引导群众参与城管执法工作,完善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公务合作机制。     

街头行政场域中的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力提升路径

街头是对城管与公民面对面互动场景的一种空间抽象,街头作为社会行动者较量的空间,经常充满了风险甚至危险性。在城管街头执法空间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从外在表现与内在心理两个层面对街头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力进行分析与考察。基于场域理论框架的分析,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管理问题日益复杂的今天,提升街头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力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即优化场域行动者素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优化决定场域行动者力量对比的场域资本构成与设置结构、优化调节场域行动规则的制度体系、创新场域惯习系统等。     

打开城管执法跨越转型突破口

正今年以来,十堰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城市定位和五城联创攻坚目标,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三维纲要",以"外修生态、内修人文"兴市方略为引擎,组织城管执法跨越转型的突破,城市管理方式不断转变,城市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城市治理能力日益提高。深化法治城管,引领城市执法跨越转型摸清底子做好筹备。组建专班,就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展开全市城管工作大调研,一方面坚持"马路办公",采集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的变革之路——以北京为例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是城管改革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作为城管改革的试验田,在警察协助城管执法问题上积累了诸多经验。摒弃"城管警察"模式,是符合城管与警察职权分工趋势的正确选择,但警察协助城管实践中的捆绑执法制度化,城管领导背景警察化,执法协助范围宽泛化值得商榷。建立法治化的协助机制,首先需明确警察特殊的执行协助义务;其次在具体层面,从组织领导去警察化,建立法制审查机构与程序规范化运作,通过追责保障实施等方面构建。长期来看,加强城管自身强制力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我国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由于城管执法主体不文明执法、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以及政府城市管理理念的滞后等原因,目前我国城管执法陷入了在执法力量和强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仍然成效不足的执法“失灵”的现实困境。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     

法治视角下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及机制创新——以安徽省为例

自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以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头执法、执法交叉、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但在现实中也存在事权错位、暴力执法、执法公信力下降等现象。为了缓解冲突,各地纷纷进行了诸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进一步扩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权进一步下移,重大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质疑。当前务必需要通过更新创新观念、完善城管立法、健全创新程序,更好地促进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做到机制合法、合理创新。     

人性化管理在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城管暴虐执法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现象成为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为此,学界和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纷纷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并从各个视角探索新的城管执法模式。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当前人性化管理方式在城管执法中的价值和困境,并尝试着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街头官僚素描——基于L省K市基层环境治理的田野调查

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长时间关注宏观的运作模式与主体互动,忽略了联系不同主体的衔接机制。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治理任务的承担者,街头官僚不仅联系政府与民众,而且负责输出治理绩效与提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然而,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的整个环节中也面临着多元化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街头官僚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权责不一与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街头官僚的行动能力,也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消极影响。     

城管执法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我国在城市管理领域对执法形式进行的一种新的尝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日益复杂,城管执法风险也越来越大.产生城管执法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防范和化解城管执法风险意义深远.必须加强立法,进一步完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建立健全城管执法机制及相关程序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强化素质,提高城管行政执法水平;强化城管宣传,为城管执法背造良好社会环境.     

生命共同体理念下乡村生态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新面貌,实现乡村振兴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乡村内生环境问题与城市环境问题转移之间的不平衡,最终实现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环境保护立法缺乏、环境伦理观念缺失、污染治理机制缺位和环境执法机构缺少等。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建立以硬法和软法规范双重作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提升环境伦理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法律化和民主化演进;实现乡村环境执法主体扩张与公众合理环境利益诉求机制的程序设计;推进乡村环境管理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多向转变;推进法治保障下的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新格局。     

城管执法的问题与挑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调研报告

北京市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成立迄今,积极探索出各种执法方式,例如非强制柔性执法、依靠社区等非政府力量协助执法、加强信息化管理的数字执法等,在维护市容环境、保障市民生活秩序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执法依据不足、职能未能彻底理顺、经费不足、执法机构设置不合理、暴力抗法与暴力执法屡有发生等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城管部门,使得城管综合执法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鉴于此,课题组提出,首先应该重新厘定城管执法的目的:从单纯管理转变为服务市民,以此为指导,制定一部城管执法的法律,加强城管工作的法治化,并且主张放权,城管执法部门享有行政检查、行政强制和行政许可等职权,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督,以化解城管执法目前的困境。     

城管执法乱象的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城管在现代化城市管理中维护了城市管理秩序。但是,近年来被频频曝光的城管粗暴执法现象却将城管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法学理论界提出的统一的城管执法依据缺失、城管体制不顺、地位不明确等等宏观层面的＂原因＂并非城管执法乱象的真正原因。对比国外城市管理方法以及分析我国城管执法的现状可知,错误的执法理念、城管执法人员素质不符合执法要求、理性沟通的缺失、处罚失当乃是城管执法乱象的真正原因,而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组建高素质的城管执法队伍、执法的程序化与分类化正是根除这一乱象的对策。     

关于城管执法进社区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城市管理为例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城管执法进社区是新形势下城管执法部门对城管执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是城管执法部门服务法治城市建设、推进和谐城市建设的务实之举。目前,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还存在认知度低、工作人员不足、制度欠缺等问题。因此,应该从法制宣传、队伍建设、执法方式、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     

行政协助：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路径

目前我国城管执法存在执法依据缺失、权责不对等问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行政协助的视角分析,城市摊贩管理中,应当加强城市建设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构、自治组织对城管执法的协助,克服城管执法部门自身的体制性缺陷,提高执法的整体效能。     

中国城管执法状况研究：基于陕西临潼区的调查——城管执法为人诟病之原因透析

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与西安市临潼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展开了《中国城管执法状况研究》的课题调研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先后5次去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对该区的城管执法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调研，写成了长达13万字的调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临潼区的城管执法状况。在这里，我们邀请了课题组的部分研究人员，就城管执法工作做了一组笔谈，以期能让读者对城管执法工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课题主持人系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和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均为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