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但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为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情况,尝试构建嵌入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观照当前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并期望为今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     

理解“新医改”的困境:“十二五”医改回顾

尽管医改的目标和方向都值得肯定,而其实现逻辑也貌似合理,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十二五医改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倒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之初在缓解看病贵和看病难的两项改革思路上,均开错了基本处方。即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和基本药物制度是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基础性原因。     

治理土地财政:一个公共经济分析框架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特殊转型时期受财政分权、地方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实施的维护自身利益格局的理性选择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本文在运用公共经济理论阐释土地财政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理土地财政的公共经济框架:优化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间事权财力再平衡;壮大地方公共收入体系;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建设公共经济治理型政府等。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土地财政泥淖,实现包容性发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论国际法框架下“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

“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各国积极开展反恐行动。中国也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我国应推动反恐怖主义国际协议的签订，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国际司法合作．同时也应注重加大国内反恐怖主义的立法工作。反恐怖主义不是一国之事，需要国内和国际力量的共同努力，这就需要将反恐怖主义的行动统一到国际法的框架之内，“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也不例外。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公共性”管理框架与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是当前的重要学术课题。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治理出现了较大转向,抓住变革的动态,设计发展的战略,是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根据国外学者初步研究经验,以推进治理主体公共性为目标,设计具体可操作的公共性管理框架,构建全方位的公共性治理体系,将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审慎的协商”:立法协商的一个新分析框架

立法协商是将协商民主精神贯彻到立法程序之中的活动和过程,是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机制。早期的协商民主倡导者过于简单化地把理性协商和妥协交易视为二分对立的两造,忽略了两造之间也可能有其他合理的决策形式。为此,沃伦和曼斯布里奇提出审慎的协商理论,并对其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严密论证,其观点不无借鉴之处。在当前中国的立法过程中,要促进审慎的协商,应坚持和推行如下制度和实践:立法机关组织的内部闭门协商、立法者之间及其与政协委员的反复互动、立法者与专家学者的互动协商等。     

“中国梦”的核心理论体系:一个“多维和发展”的分析框架

从把中国梦首先看作是中国人的梦的角度入手,研究探讨了构建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需要从逻辑上回答的一系列重要而基础的问题,从而理清了构建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并据此提出了分析核心理论体系的多维和发展框架。接着,依据该框架,从主体、领域、层次、时间、价值支撑、内容目标(包括内涵)、动力源泉、实现路径、相互关系等九个维度详细讨论了构成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研究从学理的层次探讨了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梦,推动建立系统、深入和完备的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可供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地方治理质量评估:公共服务的个案研究

<正>近年来研究地方治理的文献增加很快,特别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更加如此,但它们较少关注治理衡量纬度和系统化绩效考核方面。英国学者对责任水平变化、利益相关者协定、协同工作以及社区领导力等问题做了评估,但只是从总体上对以上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没有针对地方治理中这些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治理下乡”:关于我国乡镇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在乡镇治理中,各种"下乡"举措失灵导致乡镇"缺治"的问题说明,推动"治理下乡"是必要的。通过将现代治理理念与中国治理实践进行技术整合,以实现乡镇政府理性化为基础,以构建乡镇治理格局为目标,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乡镇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是乡镇政府职权科学化、组织科层化、行为法治化以及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过程民主化。实现乡镇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将乡镇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心的战略定位,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要坚持用合作治理思维取代行政垄断思维,将政府的政绩、社会的稳定与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有机统一,实现共治基础上的乡镇共荣和成果共享;要修订和落实关于乡镇政府职权的法律规定,理顺乡镇政府与乡镇党委、人大和县级政府的关系,促进乡镇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机构设置合理化和行政行为法治化;要加强乡镇社会治理,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乡镇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衔接。     

从“非常态管理”到“常态化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治理范式的革新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呈现出的从非常态爆发到常态爆发的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对社会安全事件的治理实现由非常态管理到常态化治理的范式转换。常态化治理是在事件尚未发生的常态时期将危机监测与预警、预防与预控等管理活动寓于政府日常管理活动中,包括风险评估常态化、监测和预警常态化、资源保障常态化、事前学习常态化、社会参与常态化等。     

“组织”和“渠道”的双重建构：治理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框架

群体性事件持续大量爆发的窘境凸显出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有限性,而政府过程学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思维与治理框架。透过政府过程学说,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一种＂无序＂与＂失范＂的利益表达,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体系内外相关利益表达＂组织＂和＂渠道＂的双重缺位与失灵。因此,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要义在于＂组织＂与＂渠道＂的双重建构。     

试析治安防控体系“三明模式”的构建

福建三明拥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良好基础，在新一轮“平安三明”建设中，应立足自身优势，体现自身特色，积极构建“4336”治安防控体系“三明模式”。围绕这一设想，应充分认清治安防控体系“三明模式”的构建难点，科学规划，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突出示范，从解决经费、加强考核、落实督导等环节入手，强势推进治安防控体系“三明模式”的贯彻落实，从治“本”举措上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争创全国平安建设“长安杯”。     

英国“三明治”教学模式探讨与借鉴

英国“三明治”教育模式是世界高等教育模式的成功范例之一,体现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目前在国内对此实践成效的报道甚少,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探讨英国“三明治”课程特征,分析我国实现“三明治”教学模式的体系和方式,可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教学提供参考。     

科技创新的“新突破”:回到供需框架

科技创新是否能够取得新突破,既取决于科技创新主体即人的供给质量,又取决于科技创新客体即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强度。就当下而言,在供给侧通过提升教育质量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内驱力,在需求端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外拉力。因此在新时期实现科技创新的新突破,应立足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应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来创造新的科技突破和创新绩效。此外,提升科技创新还应注重与这些路径相对应的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应建立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机制,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治理方案走向治理范式

从经验到理性、从做法到方法,从“一地”到“全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健全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实践适用体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深植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治理、柔性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呈现出“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化、风险源头治”的范式优势。全国“枫桥式工作法”作为治理范式的实践载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理念和范式优势。总体上,治理范式论具有理论统摄功能,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超越现象走向本质,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