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之争下的区域政府理论

整体国家与局部治理的不同前提和政治历史的双重叙事催生了区域与政府发展的理论发展,并从治理空间、公民自由与国家正义的多重视角确认了区域政府理论。在区域政府初步发展阶段,这种治理变革不仅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局部模式,也表现为区域治理的合作形态。     

从增长到包容：城市权利视角下包容性城市的多维度内涵与评估

包容性城市指城市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居民表现出开放、接纳、认同、尊重的态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间排斥与隔离，保障城市居民权利平等。本研究基于城市权利理论，提炼了包容性城市的核心内涵，构建了包含五大维度在内的包容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分别为空间生产—财富均等、权利平等—资源共享、流动正义—人口融合、人文关怀—社会救济和环境正义—绿色发展，该体系涵盖17项二级指标与46项三级指标，然后选取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样本，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评估出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研究发现：样本城市包容性水平总体情况良好，超大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吸引外来人口，以城市权利改进治理水准，对城市包容性产生正向作用，形成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的包容性程度相对较弱。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存在成都、武汉、长沙、贵阳这四个“噪点”,呈现出较高的城市包容性水平。     

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政府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 ,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创新在城市政府中的体现和应用。基于治理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创新空间的调整、政府行为的规范、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     

寻求空间正义：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

区域协同治理是区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协同治理的目的是追求区域空间正义。空间正义为区域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空间正义自身的价值诉求，是区域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区域治理中还普遍存在空间分割、空间失衡、空间侵夺和空间悲剧等非正义问题。实现区域空间正义，需要强化识别认同机制，完善生产运行机制，以及构建支持保障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     

城市治理现代化:理念、机制、途径——以西安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各个领域创新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具体到城市问题,需要从以往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向强调全社会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要从理念、技术、社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与此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西安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建立法治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机制,运用基层协商民主途径,推行"三社联动"模式,在城市治理决策中体现公众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从人民需要出发,体现便民利民目的;要在继承西安传统精神基础上建立具有西安特色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城市治理的自觉与人文现代化。     

基于张力视角下的流动摊贩治理困境——以广州市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为例

本研究以广州市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引入张力概念分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利益实现和管制方式二维分类要素建构了流动摊贩治理议题张力框架,借以探寻困境背后隐含的治理关键矛盾点。研究发现:生存困境、执法困境和空间困境是当前流动摊贩治理面临的主要现实困境;“发展—生存”张力、“规范—生存”张力是困境所体现的两组张力;在流动摊贩治理实践中,城市管理者应当调和这些张力以兼顾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诉求,关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就业机会、城市战略规划等关键性问题。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空间正义的四重理论特质及其当代启示

在过往的正义理论中,时间或历史一直占据中心地位,空间维度从未进入正义理论视域,或一直被边缘化。后现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开始打破空间在正义理论中的沉默,从而开启了正义研究的新路向:从时间走向空间,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理论走向实践。空间正义理论区别于社会正义理论,具有其独特的地域平衡性和历史过程性的批判性空间视角,在实践上延伸了社会正义理论的内涵。结合当今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对空间正义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质进行探究,探讨空间正义的实践哲学路向。     

城市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现实困境与实现理路

城市化是城市空间生产的持续发展过程,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的实现离不开城市空间正义的保障。城市空间的平等性、属人性、多样性,是人们对城市空间正义的"应然性"诉求,然而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贫困、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实然性"问题,阻碍了城市空间正义诉求的实现。为了处理好这种"应然性"诉求与"实然性"问题之间的对立与内在紧张,推动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需要明确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取向;调整城市空间内部的权利结构;推动多元的空间性集体运动,完善空间制度。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有效治理之道 ——基于A市"邻居节"的考察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如何有效治理一直是未解难题,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基于对A市"邻居节"的考察,对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A市邻居节以消除多元社区居民共存下的陌生及戒备心理为缘起,构建居民主体与多元辅助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开展贴近生活与符合"众口味"的服务活动,营造凝聚力与认同感的良好氛围,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了抓手;为断裂性社会重建社区公共性,消除空间分离,促进社区空间融合奠定了基础;为异质性、脱域性城市社区构建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研究表明,强化开放型社会中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区记忆,搭建有利于居民交流、交往的空间及载体,建立居民需求导向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开展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可以为社区居民寻找认同与精神归属提供基础,在消除阶层结构、职业壁垒中使居民重新回归社区社会,最终创建有温度与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正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之道。     

私人社区的开放政策——以空间正义为视角

私人社区开放政策与空间正义密切相关。空间正义所预设的自我是一种异质的自我,强调要尊重都市成员的异质性;而为了保障公民的异质性和谐共存,必须有充足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空间正义除了关注空间分配正义,更关注空间生产层面的正义,这就要求市民参与到都市空间生产的决策之中。当前中国存在城市空间分配不正义的问题,这推动了社区的封闭趋势。社区的封闭趋势又会使得空间不正义现象更加严重。都市成员的城市权利呼唤社区开放,但社区的开放并非一开了之,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塑造城市公共空间,扩大公共投入,保证公民的参与权利,否则私人社区开放政策便失去了正当性。     

赶超国家、发展政治与排斥型摊贩治理 ——以S市的摊贩监管政策实践为例

中国的大城市政府对摊贩经济的治理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文章尝试性地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这种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的产生机理,并以S市的摊贩监管实践作为经验佐证。"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强调在一种赶超大国的时空背景下,城市的政治精英采取一种增长驱动和文明化发展的空间治理战略,对包括摊贩在内的非正规经济的强势压缩不仅受到实现城市更高质量增长的驱动,而且还受到一种由赶超意识和文明建构欲所激发的城市文明化发展逻辑的推动,导致城市政府通过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不断地强化对城市空间的严密控制,继而形成对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文明化的双重建构实践,最终在城市治理政策导向上形成对非正规的、低端的、有损城市形象的摊贩经济采取严厉的排斥型治理措施。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而多元的功能,是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公共参与的重要平台以及城市活力和多元生活的重要源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存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和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三种典型模式。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就导致公共空间治理遭遇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迷失、治理边界与治理责任的模糊,治理技术与治理价值的张力三重治理困境。为此,要从树立民本、服务和宜居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理念、构建整合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机制和加快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创造美好城市生活。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理分析

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法理学的两种正义观,形式正义着眼于形式平等,强调普遍性;实质正义着眼于结果平等,强调特殊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考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及历史责任上存在的差别,要求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是法理学实质正义价值观的体现。     

现代城市交通的伦理审视

现代城市中的交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当然也逐渐进入伦理道德的视域。提升交通发展的人文情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让城市中的每个人平等的享受道路资源，体现城市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伦理学对交通发展的应有之义。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论经济法的正义价值观

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和维护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看,都体现出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在与民法的正义价值观的比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分配正义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