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实践依据探析

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实现其现代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支撑、现代西方文化为借鉴、现代理想人格公民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以此适应现代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探析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它对于塑造民族品格和风貌,指导民族实践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实现其现代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支撑,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借鉴,以现代理想人格公民为基础,以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气质与社会结构培育

支撑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精神气质,必然根植于其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相较于西方社会经由中产阶层培育完成的社会结构性完善,进而实现的近现代文明的奠基之路,中国恰恰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结构演化的有机复合。如果说,西方希腊的理性传统、罗马的法治精神、优化的社会结构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进化相得益彰,催生了西方社会现代化及其精神气质,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造成的中间群体的历史性缺失和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急需一个中等收入社会群体的形成和群体素养的提高,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健康、高雅的精神气质提供结构性支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此提供丰富资源。     

试论“现代性”批判与当代价值体系重建的共谋关系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发生了碰撞。如何合理地继承传统价值观和批判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构建符合本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的当代价值体系 ,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     

从民族思维模式解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民族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 ,它对一个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会产生重大影响。孕育于不同文明中的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促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笔者正是从因果式和阴阳式的思维模式的不同特点入手 ,解析了“发达的法与混沌的礼”、“法律信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和律学”等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进而引发了关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我国西部开发中民族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在西部开发中保护民族传统知识是实现人文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民族传统知识本身面临着生存危险、西方“生物海盗”掠用的危险,而西部开发可能使其雪上加霜,我国中央及西部地方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代财产法、民族习惯法、有关国际法是西部开发中我国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的基本法律规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三重特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次强调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意义。之所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于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弊端的充分认识,即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的充分认识,即探索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源泉价值的充分认识,即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这些认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独立性、人民性和继承性三重特性的具体体现。     

人性论视角下的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差异

性善论与性恶论分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人性思想。总的说来,性善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是消极的,性恶论思想对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则是积极的。不同的主导影响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吸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优秀成分,避开两者的不足并积极进行创新。     

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

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体制转型来更适应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部分(该国、该地区)现代人的生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变迁的道路或途径。与政治现代化内含的价值相比,政治现代化模式本身只是实现其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但模式的选择却影响着每一个民族、国家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本文从价值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民主政治模式三方面探讨了中西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不同之处,以期吸收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在立足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因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与西学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应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独立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现代儒学应回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上。     

人文精神在山水画中的反映与体现

从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画———山水画的历史发展入手,剖析画家的创作经历,认知其创作情感,可以挖掘其所反映的深层的人文精神。当前的风景画创作,应体现人文思想与精神关怀,拥有自我美好的心灵家园。     

中西警务模式演进过程之比较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原因注定中国警务模式要走不同于西方警务模式的阶梯性发展,但中国50年警务模式的变迁非常相似于西方历次警务改革的轨迹和变革方向,即政治警务模式逐渐过渡到专业警务模式和反应式警务模式,最终向服务与权变警务模式靠拢。"杭州会议"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警务建设,成为对现行警务政策导向和警务模式确定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核心概念,成为新时期我国警务改革和运作的新命题。     

论民主宪政的模式

作为西方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民主和宪政都被寄寓了人类对幸福的憧憬和期望,但各自又蕴涵着特有的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相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言,民主与宪政都只是手段,个人权利和自由才是目的.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民主宪政体制,应重塑"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扬弃单纯的民主和单纯的宪政的弊端.     

芥川龙之介的杭州之行——一个大正西湖梦的破灭

1921年,日本大正时代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应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请赴中国旅行考察,撰写了《中国游记》,其中以不小的篇幅记录了他的杭州之行。本文从“中国趣味”和西湖景观在日本历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二十世纪早期杭州现代化进程等方面探讨芥川的浪漫西湖梦及其破灭的原因。究其根本,芥川对西湖乃至近代中国的批评．也是对西化日本的反思,中国之行成为他探寻传统回归本我的重要媒介。西湖梦的破碎其实流露了芥川内心对日本背离传统一味模仿西方的失望。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美人之美”：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

论文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是具有多层次多侧面丰富多彩的文化,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形成互补、互渗、互相支持的内在机制,理应纳入我国文化输出和发生影响的战略思考中。由此论文提出“美人之美”是多民族文化的战略选择。具体到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民族文学及民族文学理论领域则分别为：其一,民族文学理论中诸如朴素务实的文学艺术观、人与宇宙中万事万物等量齐观的思想蕴含着少数民族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我国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源。其二,民族文学文本兼具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创作双重特性,并含有原始诗性智慧,对当代艺术想象和思想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三,民族文学的文化认同具有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双重性以及认同历史进步的民主性。是我国爱国主义思想非常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论文最后提出,“美人之美”不仅是认识和阐释,同时还是一种博大胸襟和深切关怀,对他民族文化的热爱、赞美和关切。质言之,“美人之美”存在于信仰中,是一种需要建构的姿态。     

如实感知中的心灵解放：增能策略的东方视角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增能服务的兴起,增能这一概念几乎成了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层面开展服务的代名词。但是,什么才是增能？怎样才能增能？这些基本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文章希望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正念治疗进行梳理,描述另一种崭新的增能策略的理论逻辑和实施方法。这种正念治疗的增能策略根植于东方的佛学,是东西方思想交融的结晶,它一反以往西方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自决和掌控的增能策略,以接纳和不批判的态度为核心,关注当下的整全实践,目的是实现生活的如实感知和心灵的解放。这种有着东方哲学基础的崭新的增能服务策略能够给正在寻求本土化道路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产生的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是在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被强化的。在装饰艺术中,无论是图案纹样还是装饰绘画,其寓意所表达的中心都与“吉祥”有关,这是一个延绵千万年的永恒性主题。“吉祥”原意是美好的预兆,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周易·系辞》有“吉事有祥”之句,《庄子》也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说。由此可见,吉祥是对未来的希望和祝福,具有理想的色彩。中国吉祥图案因物喻意,物吉图祥,将情景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形成了独特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个性。     

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是近代西方国家监禁刑政策发生转变的动因之一.国际社会有关监禁刑政策的一系列规定均体现了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监禁刑政策在刑罚目的、手段以及罪犯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我国的罪犯人权保障制度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