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之关系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重要品质和特征,也是现代刑法在社会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能动司法源自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我国在近年的引进中不断扩张其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以刑法谦抑性为核心的被动式司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法治规律的,能动司法的引入与刑法谦抑性的协调首先需要的就是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的内涵与发展渊源出发,结合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厘清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之间的关系.     

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刍议

刑法溯及力问题在刑事司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全面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保障公民人权以及开展国际司法协助的需要。但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溯及力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笔者期望借助于对此问题进行的探讨能使刑法的溯及力原则得到正确、全面的理解与适用。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论新刑法对监狱行刑制度的重大完善

一、确立基本原则，指导行刑实践修订后的刑法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规范和指导刑事立法活动的准则，而且也是规范和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准则。刑践基本原则对于监狱行刑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刑法基本原则是法治精神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它在立法上的确立，有助于强化包括监狱干警在内的广大司法工作者的执法意识，促使他们严肃执法，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从而全面提高监狱机关的执法水平。第二，刑法基本原则蕴含…     

论罪刑法定——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被称为是近代市民刑法的主要标志、基本原则。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社会结构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司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7年我国新修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实现了该原则的立法化。然而,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承载了人们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期许。     

罪刑法定原则论纲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它存在的形式前提是宪法中规定的法治原则,而实质前提则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刑法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四个派生原则,在实质上就是人权保障原则。由于两大法系对法治主义理解的不同,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在大陆法系表现为面向实体的原则,而在英美法系则表现为面向程序的原则(实体的正当程序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首先是作为立法原则,其次是作为司法原则,其不是实现在刑法运行的某一阶段,而是实现在刑法运行的全过程中。     

刑法上比例原则应用之探讨

比例原则是公法领域的根本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比例原则现今已成为法治国家衡量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是否正当,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是否适度的基本依据。比例原则分别从＂目的导向＂、＂手段选择＂、＂价值取向＂上规范刑法目的与刑罚手段之间的关系。比例原则对刑法的运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为评判刑法运用的正当与公平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不仅在规范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保护公民基本权更具重要意义。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生成与内涵

本文对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生成与内涵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指出该原则的生成直接导源于主、客观主义及折衷主义刑法理论之缺陷,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该原则不仅在定罪、量刑、行刑过程起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刑事立法、司法及刑法解释都起根本性指旱作用。     

和谐社会构建中之刑法新思考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考量刑法,其目的是人权保障。刑法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刑事协商程序可谓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在刑法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其为刑事被告平等参与刑法司法提供了程序保障。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罚执行不应是惩罚性的,而是预防性的。国家的刑事政策应将个人自由之保护置于其价值核心。刑法司法不仅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而审判,还须接受违宪审查或宪法诉愿的限制。     

刑法私法化:现实图景与理论空间

大体上,刑法私法化是指在以纯粹公法建构的刑法中引入私法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以实现在刑事法治框架内的犯罪治理多元化。刑法私法化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均有显性体现,其蕴涵了恢复正义、经济效益等价值追求,如此现象的产生既有刑法之内的原因驱动,也有刑法之外的因素使然。尽管刑法私法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刑法理论及其适用范式,但其并未走向真正的对立面。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消极的责任主义原理以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均为刑法私法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空间。     

浅议刑事习惯法的价值

刑事习惯法长期被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压迫。但是刑事习惯法在现实中体现了有利于我国法治的发展、有效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价值，在理论上则展示出了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的私权、限制政治国家，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与平衡以及丰富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等价值。     

从和谐法治的角度看容隐权及其现代价值

容隐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儒法结合”、“礼法合治”人伦精神的体现，对维护家庭和睦、协调社会矛盾以及节约司法资源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当前我国法律并未确定这一原则，但是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体现。随着社会法治、人权意识的不断发展，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冲突进一步加大，其中刑法中法制与人伦的冲突尤为明显。故而，在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下，对古代容隐原则作一必要的扬弃，赋予公民一定的容隐权，有助于体现法律对人基本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体现法律的人性关怀。     

论罪刑法定原则

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不仅必然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决定该原则的内容。罪刑法定原则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体现了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其价值取向随时代变迁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就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刑法领域的法治化。     

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辨正

长期以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学中处于中心地位，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刑事立法化，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地位受到了质疑。作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正是因为规定了社会危害性理论才更显其合理性；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但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反而体现出与罪刑法定相一致的价值立场。主张继续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我国刑法理论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也互为表里,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心理学基础和规范有效性基础,并蕴藏着有效控制犯罪以达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终法治效果。如果想确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则必须致力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包括刑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刑法司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先后构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基础,从而确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实现。刑法司法公信力以价值衡量为进,以法治底线为退。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适用中的道德评价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领域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领域中的体现是普遍地存在的实然现象;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刑事司法领域,否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理念应当慎行。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英美刑法中的遵循先例原则述评

判例是英美刑法的主要渊源,判例法是英美刑法的典型形式,而“适当的法定手续”“Ｄｕ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ｗ”,见于《自由大宪章》是英美刑法法治之梦的直接追求。支撑英美刑法这一法律传统的一大支柱是它的“遵循先例”原则。作为一种形式上与法典法系国家迥然不同的刑法原则,“遵循先例”一方面在刑法思维模式、刑法适用方式等方面依据其经验主义的哲学底蕴而独辟蹊径,另一方面却又在反映法治基本要求、体现刑法基本价值等终极层面上与法典法系刑法殊途同归。积数百年司法实践,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支持英美刑法内在生成、转换、创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