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改革财政体制思想及现实意义

回顾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中央集权型"统收统支"体制--行政分权型"财政包干"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分权型"分税制"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三个大的阶段,而每次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关系,在李先念改革财政体制思想中多有涉及.笔者谨以时间为序,对李先念的这一思想进行一定的梳理论证,并结合现时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路径依赖的困境及其消解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一直是我国改革关注的重点领域。历次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更多的是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关系,唯"占有比例"式的财政体制改革模式似乎被"锁定",带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某些鲜明特征。要消解财政体制改革路径依赖的困境,可以从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复位;跳出中央控制与地方积极性的二元思维,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个方面着手。     

"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基于福建省的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与省之间的时政分配关系相对理顺,但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却始终比较模糊,多种体制并存.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由此造成了县乡基层财政困难并引发各种矛盾."省直管县"对政管理体制改革由此开展.文章通过解读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探究它的运行机理,并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对这一体制在福建省的深化改革进行探讨.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渐由事权、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的集权型财政体制向事权、财权逐级划分的分权财政体制演化。由于没有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与之配合．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成为了一种导致地区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扩大的体制。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调整各级政府间事权、财权配置格局，重塑政府间财政关系：同时．科学设计纵向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     

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问题历来是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研究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得如何,关系处理得怎样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安定,因此也是各个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找出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划分中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试图找寻解决问题方法和出路.     

分税制

分税制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照税务种类划分财政收入的一种预算管理体制。分税制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各级的财政关系比较明确稳定，这与我国各级财政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来源和地方负责组织收款，并按比例分别上报中央和留成的办法有很大不同。在我国财政...     

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探讨——财政激励、绩效考核与政策执行

1949年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变迁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财政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政策执行的模式。然而,这三个方面并非相互独立。建立在对财政与人事制度变迁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能够理解在财政激励与绩效考核的双重作用下,被地方政府所提倡、转化或限制的政策的行为逻辑。其中,人事制度和财政体系能够通过绩效评估与财政激励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同时,绩效评估与财政激励引起的政策的选择性执行的逻辑,同样能够强化现行的人事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的模式特征,从而形成了一个内生的循环。同时,地方官员在官僚体系中存在某种程度的集体身份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困境与冲突: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探析

作为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起点的晚清变法及新政时期的政治、行政改革 ,其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通过制度移植实现政治现代化是晚清的基本路径选择。然而纵观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制度变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考察晚清十余年间 (1898～ 1911)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发现 ,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国家权威与民主诉求这两方面的矛盾乃是造成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困境和冲突的根源。一、晚清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1.现代政治理念的传入与晚清政权合法性危机马克斯·韦伯指出 ,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仅…     

税制改革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普遍制度。联邦主义既是一种关于联邦的政治哲学，也是关于联邦的政治秩序。财政联邦主义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理念在财政领域的提出，是宪政实践的产物。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积弊，反而带来了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于是新一轮税改被提上日程，而财政联邦主义的引入亦是必要的选择。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权衡——孙中山、毛泽东中央地方关系思想之比较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学理论中一组重要概念.作为20世纪两大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对此进行了富有智慧的探索.为了达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和谐,孙中山经历了从联邦到均权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在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总体原则之下,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扩大地方的权力.两人都力图达到理想状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但最终归宿并不相同.     

关于财政几个问题的讨论综述

一、财政现状有的同志认为,目前财政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1、改革十年中九年有赤字。十年累计赤字达1800多亿元。2、中央、地方财政都有困难。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县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发生赤字。3、内外债务加重。内债有800多亿元,外债400亿美元,今后几年国家财政将面临内外债务偿还数额增加的问题。财政目前不仅背着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两个包袱,还抱着内债、外债两个包袱。     

新时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性探索

新时期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应科学界定明晰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划分,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对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还需建立协调、规范、互利的中央与地方新型利益关系,实现双方利益均衡。     

金融危机下地方公共财政的困境与出路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总量和增长幅度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程度减少和降低;为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求发展,惠民生,地方事权不断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数量和幅度不断增加和上升,这种收支状况使地方公共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正确划分其财权和事权,发行地方债券．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行政开支,实现行政开支的“零增长”,将是地方财政摆脱困境的重要出路．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及其整体性治理

国家财政体制变迁既是"两个比重"危机直接推动的结果,也是地方财政缺口强化的结果。在行政性分权的"包干制"向经济性分权的"分税制"变迁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包干制"阶段经常陷入讨价还价的拉锯战,而不断强化中央政府收入的"分税制"阶段则直接促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依赖行为,而且这一变迁过程还意外地引发了路径依赖型和政府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从财政体制视角而言,加强转移支付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以及促进项目运作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的重要路径选择。     

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财政逐渐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转型。与财政转型相适应,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也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二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分成制为主的财政体制;三是改革开放初期至1993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四是1994年开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70年变迁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中央政府是中国财政体制70年变迁的主导力量,服务国家中心工作是财政体制变迁的主线,财权与事权相一致是财政体制变迁的原则,法治建设是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保障,统筹兼顾是财政体制变迁的成功做法。     

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分税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间财权与事权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但由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较为滞后,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尚弱,分税制的位移效应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愈来愈依靠土地财政,借助扩张性或违法性土地征收方式,以解决其财政资金不足问题。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了土地政策执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低进高出"的炒作土地方式是地方政府权力寻租产生的温床。通过土地批租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发展房地产增加税收、通过土地抵押获取融资债务,是土地财政的三大主要途径。土地财政造成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及不可持续,易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调,加大政府融资风险,侵蚀农民权益,危及社会稳定。缓解土地财政之弊端,需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完善分税制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分配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监管者身份,合理矫正地方政府短期土地出让行为。     

从股份制改革看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为了反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改革创新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股份制改革的启动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地方政府创新精神的动力是地方利益。中央集权的结构意味着股份制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中央的默许或支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改革要同时获得中央和地方的支持。     

东北三省县级财政困境及破解对策

在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下,伴随着以增值税为主的更大规模减税工作的推进,东北三省县级财政压力凸显。针对东北三省县级财政运行存在的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税源不稳、县级政府债务风险加剧的问题,从事权划分、财权下放、风险化解等角度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从而更好地激发县级政府积极性,破解县级财政收支矛盾的困境,实现东北三省县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权力失衡——土地腐败问题泛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权力失衡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如今土地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为此,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合理的划分;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以及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强化对土地管理等政府部门的权力约束,才是遏制土地腐败问题泛滥,更有效地治理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解决之道。     

论宋朝地方监察制度的体系及特征——以《宋会要辑稿》资料为中心

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路、州（府、军、监）地方监察制度。以《宋会要辑稿》为资料基础,可见赵宋形成路级地方监察制度的“监司”、州级地方监察制度的“通判”为主体的地方监察体系,呈现出地方监察制度设计严密性、官员权力分散性和制约性、中央皇权集中性、官僚机构冗杂重叠性及官员选任、监督、考课制度完备性等特征。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在控制地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权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地方分裂割据,维护了国家统一。同时,这制度也为后世地方监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