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过度化的弊端及其反思

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通过发布刑法司法解释将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指导各级司法机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也存在诸如：违反罪刑法定、损害法治根基、破坏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损害司法权威、束缚法官能动性等弊端.过度将刑事司法政策转化为司法解释,不但有损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作用的发挥,还可能造成更多问题,不利于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本文以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刑事司法政策过度司法解释化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正确定位刑事司法政策,使其更好地促进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推进法治化进程.     

从爆炸物犯罪司法解释看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

司法解释是我国刑事司法特有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发展的一面镜子。2001年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两部关于涉枪、涉爆犯罪的司法解释,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修改。根据刑事司法理念模式理论,分析这两部司法解释中关于爆炸物犯罪的变化可知,我国以犯罪控制模式和正义模式为绝对主导的刑事司法理念已经开始转变,不干涉模式和程序正义模式等刑事司法理念初显。     

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监督

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工作，办案中经常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做法，随意或不规范地适用强制措施，既不能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更是有悖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中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不利于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下文结合侦查监督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探讨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监督途径。     

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

在我国,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涉及对公检法三机关及其司法机构内部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方向的不同;而司法体制背后的基本理念,则左右着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应当将构建中立、独立的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关系的重塑,关键在于建立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在司法机构的内部关系上,应当处理好司法机构的整体独立与司法人员的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彰显刑事司法功能的特质,实现司法的本我定位。     

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

确定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是一个事关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本文在论证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之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司法解释的法学理论,构建了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刑事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以期通过该模式实现法官在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     

刑事司法解释之溯及力探讨

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从纯概念理论上看"径渭分明",但现实中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的界限有时并非清晰,导致了对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的问题产生质疑。本文指出在一时难以从根本上明确界定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界限范围的现实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确认和坚持刑事司法解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探讨

加强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是保证公安机关正确执行刑事法律的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公安机关在行使立案、侦查权和执行刑罚权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加强对刑事执法责任人的法律培训和执法教育、加强刑事执法制度建设和公安法制队伍建设,建立和落实内部执法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公安机关内部刑事执法监督工作进行了探讨。     

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引导机制之评析

本文指出,实践中,公安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存在一套引导机制,该机制虽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但缺乏法律依据,会产生相应问题,对此,应该逐一解决。     

刑事和解应缓行

近来,一些学者纷纷提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也有学者借鉴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的提法,称之为“恢复性司法程序”。实践中,有的单位已经开始尝试摸索刑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法律监督

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它同法律一样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各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多年来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应用中的问题作了大量司法解释 ,这对严格执法、公正办案 ,确保我国刑法的统一和正确实施 ,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 ,在多年的刑法司法解释中 ,也存在着越权解释、超刑法规定解释的现象 ,尽管这是个别现象 ,但长此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 ,以刑法的司法解释代替刑法规定 ,妨害国家刑法的准确实施 ,阻碍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实现。本文就刑法司法解释需要权力制约和法律监督问题 ,略抒管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解释对象只限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解释内容侧重于刑事法和程序法、本质上体现了法律监督属性三大特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体制合理性、功能正当性和实践必要性,在保障检察人员正确理解法律,促进司法办案尺度的统一;弥补立法和立法解释迟延之不足,为立法或者立法解释积累司法经验;弥合司法机关之间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认识分歧,促进公正司法,维护司法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必要原则、科学原则、协调原则、公开原则,加强计划性、时效性、协同性、系统化和建立效果评估机制。     

中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在辩护率尤其委托辩护率持续低迷的情境下,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以提高辩护率已成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进路。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虽对此作出努力,将应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但基于实证调研的分析表明,这一进步的实践作用显然相当有限。综合考量诸方面因素,未来中国应逐步增加财政支持,建构起针对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或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制度,长远看甚至可考虑将其普适化。     

论垄断民事损害赔偿之确定——兼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补充

在多数情况下,垄断民事损害是“所失之利益”,需要法律从技术角度对损害的计算方式、方法作出规定、限定。在计算的立足点上,应当首先考虑受害人的损失,其次是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最后是法院酌定。在计算方法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前后对比法、相似市场法、市场占有率法等成熟作法并综合实际情况加以确定。在赔偿的倍率上,反垄断法不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刑法司法解释的真实逻辑

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往往强调解释符合立法原意,但实际上其一贯运用的仍然是基于特定目的的客观解释论,主观解释无非是一种论证解释之正义性的工具而已。在客观解释论指导下,解释方法的适用也就并无原则或者序位可循,不同解释方法仅仅被用来论证不同解释结论正当性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而言,在逻辑上,客观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具有更亲密的呼应,在客观解释支配下的、没有解释方法限制的司法解释实践必然是一种实质解释论。     

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一辩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尚存在各种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实在法和学理两个方面得到辩护。要推进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就要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之正当性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立法与完善——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实施以来，众说纷纭，尤其是其中一些内容突破现行刑事法典的规定，具有以司法解释权偷换立法权的嫌疑，更加引发了对该司法解释纵容多于保护的质疑。就此，结合未成年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对该解释所引发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     

中国有权刑法司法解释模式评判

依据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中国有权刑法司法解释采取“二元一级抽象式”的解释模式。此模式将检察机关设定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具有不合理性 ;解释级别与人员的设定具有不合理性 ;解释的抽象方式不具有合理性。作为改变中国有权刑法解释的方案 ,建立一元 (法院 )个体 (法官 )判决 (判决理由的形式 )式的有权刑法解释模式是合理的。这种改变又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因此 ,中国有权刑法司法解释模式的改变 ,依赖于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它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环。     

担保物权司法解释的缺陷

担保法司法解释是担保审判实践的重要司法文件 ,其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但该解释对担保物权的规定存在着许多缺陷。分析这些缺陷 ,有助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