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回望方知行渐运

中国法制化回眸主持人:中国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真正步入法制建设的进程,但其间又经历了十年动乱,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法制化进程才重新步入正轨。时间虽不长,但成就有目共睹。信春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有许多不同之处。西方的法制是与基督教文明和市场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是以一种社会进化的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文化传统中,法律都是由朝廷制定,是治民的统治工具。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治落后所致。孙中山先生想把西方法治的思想和模式移植到中国来,搞五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发展——基于社会权利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尝试从社会权利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福利资格准入、福利制度安排和福利结果的解释框架,对四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福利制度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国家主义"统揽、"发展主义"主导、新世纪初期政策扩张和新时代政策深化的变迁过程,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为了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应该克服福利发展上的认知悖论,重视福利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着力解决福利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形成多元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并通过改变社会福利制度碎片化格局,构建统一公民身份的"社会中国"。     

论法治进程中的困境与突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法治进程中也面临着困境,分别存在于法律制定、法律执行与法律遵守三大方面,其典型表象是:秋菊的困惑、吴思的潜规则、谢遐龄的断言。为突破上述困境需要我们从三方面着手培育牢固的法治基石:注重中国法律的传统和实际,促进国家法律的本土化发展;培育国家内部的均衡力量,做到彼此"谁也不敢欺负谁";弘扬崇法守法的法治精神,强化对规则的信奉和遵守意识。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辨析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文章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入手,对两者作用进行辨析,并提出整合办法。     

工会在集体劳动争议事件中协商机制的构建

1995年《劳动法》确立了"集体协商"的法律地位,试图将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处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与西方国家的"集体谈判"不同,中国的"集体协商"是在国家主导、党政合作、工会参与的集体协商模式中,工会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地位并构建起一套规范化的协商机制,对于避免集体协商的形式化,发挥工会的维权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一、集体协商中工会方的主体性建设     

中国制宪进程的内在矛盾与前景之思考

制宪权属于人民,但由现实政治实体行使,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对立统一.中国制宪进程肇始自1908年清末制宪,走过了风雨百年,依据制宪权的行使方式,其间经历了君主制宪、议会制宪、国大制宪和人大制宪四种制宪模式的探索,走出一条与西方社会控制型制宪迥异的国家控制型制宪进路,反映了社会与国家、人民与当政者、宪政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国人民将不断探索和发展有中国气派的民主制宪模式.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推进法制化进程的路径

政治文明进步和依法治国思想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程度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关键因素,而基层民主建设又与法制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概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问题,从农村法律体系、农村执法工作、法制宣传教育、监督制约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推进法制化进程的路径。     

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一个复杂的理论嬗变过程,这个过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精神污染"到思想资源的转变。具体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配合解放思想、呼唤人性、弘扬人道主义的作用;到了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主体性转向和异化批判的范式下研究这一理论;世纪之交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讨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转向的理论资源;新世纪以来,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得多元与精专,并展现出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合流的趋势。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也大致经过上述四个阶段、四种范式。"人学辩证法"是萨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带给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冲击也最大,它刺激着中国学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学"问题和"当代性"问题。而"当代性"一端连着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形而上学),另一端连着后现代,萨特就是在传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之间搭建桥梁的人物。     

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

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一种国家范式。民族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的互构,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民族国家唯美的政治理想常常遭遇"历史是否合法""现实是否可能""理论是否普世"的多重叩问。民族国家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本土的知识产出。它难以阐释中华现代国家的精魂气象,也不适宜作为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一体化表述。中国国家范式的精准表述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未曾断续",全景式反思"中华文明""国家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正是"中华文明""国家形式"的互构,才造就了历史悠久巍巍屹立的中华文明国家。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才是对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深刻揭示。现代中国正是在"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的浸润之下,才能以远超民族国家的精神气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和天下想象。     

论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

相对西方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作用还不甚明显,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实施的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地制约和束缚了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及运作,应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体系,做到法制化管理;降低门槛,加强监督,做到效率化管理,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析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是适应新全球化进程及"逆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提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倡导和推动不同主体、内涵和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逻辑体系,蕴含了深邃的思想智慧。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突破"西方历史"范式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历史"范式下的中国中心论,在"世界历史"范式下的比较视野中深入探寻和把握中国与世界、民族国家与全人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复杂多变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高校管理中的三大法律关系探析

高等学校与国家、高等学校与教师和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高等教育活动的基本法律关系。能否处理好这三种法律关系成为推进高等学校管理法制化的关键。尽管这三大法律关系已随着我国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其中仍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教育法律法规和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必须在明确各种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分清不同法律关系的界限,提高高校行使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透明度,构建不同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主张和申诉的有效途径,提高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水平。     

中国媒体融合进程中的技术范式与政治逻辑

本文对讨论媒介变革中的两种范式--"数字革命范式"和"媒体融合范式"加以比较,并从媒体融合范式的理论框架出发,试图重新阐释中国媒体融合进程的主要特征与政治逻辑。从这一框架理解政府主导下的媒体融合进程,能够清晰地辨析出,这种政治与技术、产业间的互动可以有效地纠正技术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偏向"。中国的实践也反过来丰富与拓展了媒体融合范式的涵义与可能性。     

社会福利——一个由伦理到制度的变迁

社会福利是一个涉及国家伦理、民族道德以及社会连带责任等内容的思想体系。社会福利由产生到发展,经历了由伦理道德逐步演变为思想体系再逐步发展成为成为一项国家正规制度的过程。纵观社会福利这一意识形态的伦理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演变过程先后经历了古代社会福利伦理、中世纪社会福利思想、近代社会福利制度等三个阶段的变迁。梳理社会福利理论发展过程,探析社会福利伦理,对于发挥社会福利的伦理价值理念意义深远,对当今社会福利制度功能的发挥也可以提供理论指导。     

美国联邦政府制度反腐设计中的法律建设

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严重的腐败时期。如今,它成为政治相对清廉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设计。借鉴美国系统严密的反腐法律建设,对于推进中国反腐败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从预防、惩治和监察的角度构筑制度反腐之笼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范式的检视及转型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主要有国家主义、本土化、新制度主义、现代化等四种范式。虽然各有特点和优势,但是这四种研究范式过于注重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乡村法治场域中的张力逻辑,强调乡村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和"基层社会自治单元"的二元属性,在分析理路上存在明显的限度。基于此,在对四种研究范式进行检视和整合基础上,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研究范式,从国家——社会的中观层面考察城乡融合演进的上下、内外因素,并以城乡融合作为分析视角,对新的研究范式做出尝试性建构。     

两种社会福利制度剖析

社会福利制度即社会保障制度。二次大战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建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他们自称为福利国家。北欧国家更以高福利著称,被西方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据此,有人把北欧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并贬低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本文拟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剖析,以证明上述看法不符合事实,是错误的。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新加坡国家认同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的新加坡共同体构建。回溯历史,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范式经历了由"制度"到"文化"的转变,国家认同动力机制经历了由"外生"向"内生"的转换,国家认同理念也经历了由"共存"到"一体"的嬗变。新加坡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统合。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启示我们:应以文化为根本、以公民教育为动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来推动我国的国家认同构建。     

要警惕对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误导和曲解

正一、中国梦不是西方宪政梦一段时间以来,"宪政"概念受到追捧。一些人宣称宪政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良药,把中国梦说成是"宪政梦"。事实上,这些人心目中的"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这样的"宪政梦"只是看上去很美。首先,"宪政梦"不等于"法治梦"。西方宪政倡导法治,但其倡导的法治是少数人运用法律对多数人的统治,即拥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法制化统治。"宪政"的核心内容是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司法独立制度,这些制度看似民主、自由,但其实质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服务的。"相当多的人把‘宪     

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价值与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德政""德教""德主刑辅""和合""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方面。自国家产生以来,对国家间秩序的寻求就成为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理论范式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冲突倾向都很强。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在当今世界新秩序构建中仍然具有价值。当今国际关系的诸多现实困境说明构建世界新秩序必须突破西方思维方式的藩篱,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将为此提供启示。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观念是德治思想对当今世界新秩序构建的启示,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