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

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变量,"全面二孩"政策会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对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种生育方案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减缓我国人口规模急剧下降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实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于均匀至少需要84年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造成生育阶层化,进而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解决生育阶层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我国人口政策转型中的制度演化分析

我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转变,表明了我国人口发展观已经从视人口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严格控制增长,逐步转向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当可控的人口增长模式。然而,上述人口政策的转变仅仅是近5年内完成的,"全面二孩"制度短期内能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文章通过对人口制度转型的演化分析,强调旧制度的功能性锁定、人们的生育偏好降低、认知模式趋于稳定、演化博弈策略均衡,对夫妇生育选择的影响。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重塑生育制度结构;创造与生育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加强人们生育认知模式引导;注重制度实施后的动态跟踪,并不断修正。     

中国当代人口控制政策形成、强化和调整历程分析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以降低生育水平为要求、以提供和实施避孕节育措施为手段的政策体系。该政策初步形成于1962年（推行于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对城市居民生育行为由多育向少育转变有积极引导作用；全面实施于1973年，以晚婚、最多生育二孩和间隔四年为要求，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生育行为有极大矫正作用，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强化于1980年，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为标志（农村实行的则是一胎半政策）。这一政策将国家人口控制目标放在首位，城乡生育率在短期内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新一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晚婚、内生性少育成为主导。有鉴于此，二孩生育限制逐渐放开，进而放开三孩生育。     

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迭代研究——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在厘清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逻辑走向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倡议联盟框架揭示并解释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政策迭代变迁的过程,从而助推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是政策子系统、外部事件、相对稳定变量、政策学习、信念体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深层内核信念是促进生育政策稳定迭代变迁的根本原因,政策学习是引发生育政策迭代变迁的重要机制,外部事件为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提供直接动力。此外,印证倡议政策联盟分析中国公共政策问题适切性的同时,也需要对框架体系适当修正,构建本土化的倡议联盟框架,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论人口生育行为的法律特征

人口生育行为的法治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的必然诉求。其所具有的权利正当性、主体特定性、行为可控性和社会制约性等四大特征,为人口生育立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理基础。作为人口法的核心调整对象,其法治目的的实现对于人口法的生存与发展影响深远,对人类生育权的保障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解读三孩生育政策 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学术论坛召开

正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一项具有广泛牵动性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三孩生育政策落实落细,6月19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举办"解读三孩生育政策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学术论坛。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共促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正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对促进人口均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是政策实施与生育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从各地民意调查来看,育龄夫妇两孩生育意愿不高,远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一是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不敢生。二是生育观念改变,不愿生。二是人口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在短时期内会上升,人口总量还会持续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北大核心CSSCI

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轨迹的进行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主要从生育率、死亡率、净增率、总和生育率的历时态变迁中,讨论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当前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对未来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三步走"的政策性建议: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

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轨迹的进行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主要从生育率、死亡率、净增率、总和生育率的历时态变迁中,讨论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当前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对未来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三步走"的政策性建议: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解读三孩生育政策 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一项具有广泛牵动性的战略决策。为推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实落细,6月19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主办"解读三孩生育政策推动构建包容性配套支持措施"线上论坛,与会专家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影响及相关配套措施构建展开了精彩、深入的研讨。本文为与会专家根据会上发言内容整理、修改后统一编排而成。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单独二孩”实施效果与改革策略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单独二孩”政策:时代的呼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符合现阶段国情,并顺应了民意。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翟振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并参与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独到的见解。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拓宽了政策性生育的选择空间,有益于人口的生态优化和均衡发展。从统计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确实正在释放,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