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科技施压与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北大核心

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已成为美国压制中国科技与经济影响力的重点领域。美方通过限制、围堵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发展,维护美国在信息通信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确保其安全利益与"数字霸权"。美国以强化投资审查、市场准入与出口管制政策等方式,并借助联盟体系、非政府组织等资源,试图限制中企参与海外数字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能力与市场空间。在此形势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空间可能进一步受限,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风险因素有所增加。美国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全球数字产业格局,有损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对此,中国需强化该领域的自主创新,优化项目运作方式,并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方式。     

美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应对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突出,认定"数字丝绸之路"在经济利益、技术发展、军事和情报安全、国际标准和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其构成挑战,反映了美国战略界日益从"数字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对华政策。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美国从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国企业打压、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等方面多管齐下,并通过推动"经济议题安全化"、挑弄意识形态分歧等方式压制中国的"数字影响力"。美国将东南亚视为制衡"数字丝绸之路"的首要区域,不断细化充实"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相关机制和举措,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日本等国协同推进对华竞争。尽管美国的制衡措施会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受限于国内国际各方反对因素,美国难以实现其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的目的。     

美印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协作评析

美国和印度近来在科技领域协作对华逐渐形成合流之势,旨在减轻对华产业链、供应链及技术依赖进而构筑排华科技“小圈子”,谋求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印对华科技遏制路径主要有：借助双边多边平台,构建协作对华的科技合作机制;利用双方互补优势,强化美印半导体产业生态合作;聚焦前沿技术联合研发,全方位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未来,美印科技实力的非对称性、双方利益分歧、缺乏战略互信、第三方因素及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将制约其协作对华的效果,但不会逆转其对华科技遏制的态势。     

数字霸权与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影响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美国面临数字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国在数字科技领域的地位提升,极大挑战了美国的数字霸权。为维护和巩固其霸权,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措施。通过将数字技术政治化、安全化和壁垒化,进一步加大技术封锁、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业和企业,强化数字供应链管理、巩固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权优势,加强对技术研发和能力提升。美国人为制造"数字铁幕",对华发动技术冷战,强化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恶性竞争破坏了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世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缩小数字鸿沟、数字技术产业的开放性合作,最终也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中国须充分认识美国数字霸权的严峻性、破坏性和持久性,主动谋划、积极施策应对。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全球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华战略关注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并在战略、军事、外交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美国国内有人据此认为反恐战争使美国无法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但实际上,反恐战争并未严重分散美国的对华战略关注,也未削弱美国对华行动能力,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也并非美国战略忽视所致.中美关系是一种非零和的、复杂的关系,目前的整体框架可望在美国大选后继续维持.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中国推动深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研究

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华实施“脱钩+遏制”政策,短期内会增加双边贸易成本,长远看将会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进一步冲击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全球化已经出现“回头浪”。中国推动深化东亚价值链互利共赢合作,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保价值链“不断链”,具有现实的急迫性。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中间品、零部件重要来源地和吸收地,为东亚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中间品与最终消费品市场,并成为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与东亚价值链环流的价值枢纽。为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需要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升价值链引领能力,坚持对外开放,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全球治理体制合作,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动、产能开发等推动东亚价值链合作,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美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更加关注,显著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亚太优先"。自奥巴马政府伊始,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愈加明显,特朗普政府大体延续了这一态势。在战略环境评估方面注意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提升、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调整等因素;在战略利益方面关注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优势;在战略资源方面关注美国自身实力、盟国与伙伴、地区制度影响力和美国的权威;在战略实施方面采取了增加战略投入、强化联盟关系等手段。不过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也面临诸多限制,能否实现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基于亚太主导权维护,美国对华战略趋向强硬的趋势短时期内将难以改变,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会更加激烈。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同盟、管理日韩冲突、自下而上发展美日韩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日韩嵌入美国多重盟伴体系等方式,加速打造“三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安全勾连、外交立场协调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既符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美日韩对乌克兰危机、朝鲜军事活动的回应。“三边安全机制”恶化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危害区域与全球治理,冲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国安全合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但也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困扰。     

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持矛盾心态,是其对华战略定位犹豫徘徊的直接原因,并将继续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遏阻,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戒备将有增无减,同时也会更加重视加强对华合作。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未来五年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思路

未来五年,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将呈现三个特点:世界经济迎来新一轮温和增长期,经贸增长有所加快、新一轮工业革命初露端倪、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初现;全球化出现新趋势,国际贸易投资趋于活跃、区域自由贸易区加紧形成、全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南南经济合作大有可为;大国竞争趋于复杂化。同期,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步伐和规模都将空前增大,机遇与挑战并存,相互交织:外部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为中国稳定增长、产业升级及扩大对外合作提供重要机遇;而美西方货币政策调整、国际产业转移、自贸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亦对我国发展构成新的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宜有新思路:制定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推进外贸、投资、金融及大周边等领域的开放改革,提升对外开放的服务水平,为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和管用的服务保障。     

从美非峰会展望美非关系发展前景

在美国对非战略日益明晰和国际社会对非洲关注显著增强的背景下,首届美非峰会在美国召开,这标志着美国进一步加强对非关注,并将强化美非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峰会为双方加强政治、经济、战略合作提供重要平台,双方在峰会中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经贸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但美非双方各自的战略诉求并未得到充分实现,峰会前景仍值得观望.随着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美国对非关注度也将显著增加,美非关系必将深入发展.但美非双方在合作领域、方式和理念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且受到双方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能源国际合作和竞争都是国际体系内的突出现象。2012年以来，中国的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欧美反倾销等制裁。新能源领域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领域。这些事件背后的意图不仅是因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影响到有关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和竞争力，而且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之间围绕新能源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深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并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既有全球主义下的合作也有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应该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中国要倡导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理念，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合作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发展及全球能源的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