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宪政民主观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一九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 ,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 ,而且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 ,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论基本权利作为民主权利——基于中国宪法变迁的考察

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原则具有紧密关联,存在着以民主权利诠释基本权利的理论传统。在通过人民民主实现国家建构的宪法秩序下,基本权利并非先于国家的与之对抗的自由,而是将个人整合进国家,进而建构具有实质同一性的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权利。伴随1982年宪法修改,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写入宪法,宪法中基本权利与民主的关联经历了理论观念、社会基础与规范体系三个层次的深刻变迁,其核心是人民民主由实质同一性模式变迁为相对同一性模式,这为诠释基本权利的民主权利观提供了新的基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下,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相互构成,发挥着维系政治共同体,通过政治过程形成民主意志,以及矫正代议民主不足等三项民主功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宪法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其实现需要借助于宪法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来完成。“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理念,需依托于宪法所建构的制度来实现,同时,宪法的制度运行又要始终贯彻这一理念,理念与制度之间体现出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理念,与中国的传统以及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建构问题密切相关,是一种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融合在一起的民主理念,是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结合中国的传统、宪法文本与政治现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与“社会主义”观念密切相关的民主理念,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将实质民主思维贯彻其中,并将形式民主、实质民主、政治集中、价值决断整合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链条当中。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我国宪法民主制度建构的规范本质,并在制度实现中切实贯彻这一新型民主理念。     

对“良性违宪”的反思

本文认为，前两次“良性违宪”的讨论不够深入和全面。“良性违宪”理论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法哲学层面的方向性错误。“良性违宪”理论为宪法制度确立了两条凌驾于宪法原则之上的政治标准。用韦伯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实质合理性法律观而反对形式合理性法律观：用昂格尔的理论框架分析，就是拥护官僚法而反对法治。因此这种理论站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对立面。与此同时，虽然存在重大错误，但“良性违宪”理论所揭示的现象却值得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反思我国宪法文本以及宪法修改和变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对于刑法信仰、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共识刑法观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整个法制体系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应与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包括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达成并保持着共识。在刑法实践层面上，共识刑法观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刑法立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规范的实体内容应凝结和体现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在刑法司法环节，共识刑法观意味着刑法解释及定罪量刑应照应社会共识，并直接关联刑事陪审制度问题；在刑罚执行环节，共识刑法观直接关联行刑听证制度，并对行刑人性化给予合理的节制。共识刑法观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实际基础，是“刑法学术观”与“刑法实践观”的完全统一，是对常识主义刑法观的响应与提升，从而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宪法认同的文化分析

文化多元是现代世界的总体特征。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宪法认同,既有理论上的差异,又有实践上的区别。英美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宪法是经验理性的整合;法德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崇尚宪法是建构理性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认为宪法认同的基础在于培养超越民族之上的共同政治文化(或重叠共识);社群主义则认为历史传统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宪法认同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实践层面上看,法德宪法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最终选择了行政集权民主型体制;日本、新加坡等国宪法,尽管从规范层面套用了英美宪政体制,但实质上表现为政党集权民主型体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宪法应当奠基于“一多兼容”的文化型构,并逐渐完善在人民代表机关之下的权力制约型政府体制。     

关于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和部分内容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 ,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但对通过宪法解释不能解决的问题 ,部分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并应按修正案统一修改宪法原文。应通过修改现行宪法 ,对宪法指导思想和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等作新的表述 ;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全面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加强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和国际条约的效力等内容写入宪法 ;要通过修宪为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提供依据 ,并解决有的法律规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宪法的多种面孔与守护宪法的不同制度模式——凯尔森与施密特论战的主要问题意识及当代意义

凯尔森与施密特的论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战。对论战核心争点即对“谁应该成 为宪法的守护者”之理解必须以理解双方的“宪法”概念为前提。两位宪法学家对“宪法是什么”这个 宪法学元问题的立场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谁应该成为宪法守护者”的回答。凯尔森从纯粹法的规 范层级理论视角界定宪法的规范本质与合宪性问题的规范内涵，在此基础上论述建立专门宪法法院 是实现合宪性保障的最科学的司法技术机制。施密特从政治宪法概念出发，将宪法界定为确保政治共 同体生存自保的政治决断和体现人民统一意志的政治状态，并认为在议会散失国家统一意志形成功 能的情况下，高度政治性的宪法争议只能交由人民直选的国家首脑行使才能确保宪法的正当性基础。 凯尔森与施密特宪法思想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都包含了真理颗粒。但是，如果从现代宪法革命勘 定的价值内核着眼，两者的宪法概念都排斥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对于宪法的内在规定性与构成性意 义，因而偏离了宪法最重要的价值基准。这是我国在借鉴他们宪法的理论时需审慎评估之处。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

“宪法实质是法”的观念是宪法学保持其生命力与价值的重要体现,是建立宪法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宪法规范至上性原理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寻求的具有理性基础的原则,体现立宪主义基本精神。健全的法治社会是以宪法规范的至上性为基础的社会。本文从宪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宪法规范至上性的逻辑基础,并提出了社会变革中维护宪法规范价值的必要性。     

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的价值

法治的实现,首先要有一部符合宪政精神和法治价值的宪法。只有依据弘扬人民主权,限制政治权力的基本理念而成长起来的宪法才是法治之根本法,“良宪”的存在及其理性运作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依法治国不仅是依宪治国,更在于依良宪治国。故而,深人探讨宪法对构建法治国家的应然价值并使之实在化,对法治之进程具有重要的前导性功能。一、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从实在法角度看,宪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形式标准,而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宪法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则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件。宪法对法治国…     

宪政:和谐的生活哲学

宪政属于宪法哲学范畴。宪法哲学属于哲学 ,属于法哲学、生活哲学、未来之学 ,属于科学。在宪法哲学的上述不同层面 ,宪政分别聚焦于对“宪法·人民·政府”、“权力·法律·权利”、“宪法·生活·政治”、“传统·现实·理想”、“正义·科学·效益”等相互关系之本源和应然的追问。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 :宪法是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国家权利行使者的政府之间的“契约” ;法治的精义在于通过对公权力廉洁性和完整性的“保障”而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宪政既以民主为基础又对民主的某些性格保持着警惕 ;宪政的理想可以激发完善现状的热情 ,历史的评判则可防杜社会的倒退 ;宪政同时结晶着科学、正义、效益三种精神。     

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审判独立原则体现不同国家宪法体制与本土化的经验。1954年宪法第78条确立的审判独立原则为新中国司法体制奠定了合宪性基础,体现鲜明的中国宪法传统与特色。在司法改革成为法治“热门话题”的今天,认真回顾1954年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审判独立原则的现代价值,从历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寻求实现审判独立的内在动力。     

2004第四次修宪——中国现行宪法的三次修改

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的贯彻执行对于一个国家维护统一，保持政权稳固，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发展民主政治，完善法治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修改宪法，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现行宪法已经历了三次修改，而此次修宪，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修宪建议的形成过程也比以前更加广泛，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修改更加慎重，修改内容亮点多多。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强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紧急状态”取代“戒严”……这次修宪突出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体现了宪法学强调的人权保护的原则。2004年4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以2863票赞成，10票反对，17票弃权，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

本文认为家国一体观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与国的同构;一是家与国的共理。所谓家与国的同构是指家与国(包括法)都是一体两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这是它的形式结构;所谓家与国的共理是指国家政治(包括法)道德化,这是它的内涵实质,而贯通它们的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原理。家国一体观是一种适合传统中国且至今还有影响的国家观,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的臣民国家观,因此,分析其得失并加以取舍,这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课题。对当代中国而言,政治道德化不必要,但对政治和法律(包括为政者和执法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弃,同时充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臣民国家观转变为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内涵的公民国家观。     

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接着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进我国宪法。党的十六大报告 ,进一步把依法治国作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指出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便提出一个问题 ,宪法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浅薄看法 ,抛砖引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作为公共理性之展开的宪法实施

一一种宪法实施的规范性理论 今年是82宪法实施三十周年,对于中国宪法实施的整体意义、现状、途径、等问题的思考是知识界的责任,同时也是社会舆论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然而,关于宪法实施仍然缺乏一种深层次的规范性理论的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能将宪法实施仅仅理解为一个摆脱了实质政治价值、抽离了具体社会语境,从而可以靠法律技术中立操作的程序。这种技术性思考以对宪法文本的解释为基础,但通过解释中国宪法,我们马上会发现文本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例如在主权运行上,现行宪法规定的“政党-国家”民主与“立法民主”的双重主权结构;     

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

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宪法的影响＊陈斯喜刘南平引言“行政法是一种导致文明生活的力量，是国家的金质纽带”①“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