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命法学的功能与伦理基础

当代生命法学与推动科技和伦理和谐互动功能相适应的特点:一,研究内容承担调整处理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包括人权)两者矛盾的任务,有时还涉及生命哲学价值取向的选择;二、不仅研究与自然生命延续和生命保健相关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遗传基因解密和生命创设,生命修缮引发的新型复杂社会关系;三、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四、调整方法有多种类型,以行政法和民法的手段为主、重视奖励这一方法的运用,此外,刑法手段也占一定位置。生命伦理与生命法相辅相成但不可互相替代,两者的价值取向虽然一致,生命伦理是生命立法的基础,但伦理处于认识和道德层次,缺乏刚性的约束力,只有上升为生命法才有普遍有效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当代生命法推动科技与伦理和谐互动的常用手段:一、生命法充当科技发展(或社会进步)与伦理矛盾的仲裁者和协调者;二、给人类某些伦理观念的变革发放“通行证”;三、创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实现生命科技与伦理的和谐共处。     

浅论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防治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高科技的迅速兴起,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影响巨大的新科技革命,不仅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给人类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与伦理挑战。本文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存在伦理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防治现代科技伦理的对策,是现代科学技术能更好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由基层电子政务的科技缺失引发的政府伦理思考

在我国,电子政务的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各级基层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更是呈现出不同的科技问题。究其缘由,除却因我国电子信息科技自身发展缺陷所致外,还有绝大部分问题是由于我国各级基层政府内部的非伦理所造成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基层电子政务中引发科技缺失的政府伦理问题,进而寻求一条伦理发展我国基层电子政务的科技之路。     

论科技政策的伦理价值及法治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伦理价值日益凸显并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科技政策时必须考量的因素。科技政策的伦理价值是以人为本,其法治意义一方面是为科技工作者提供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为科技立法提供道德支撑和伦理认同,为科技政策的选择提供判断标准。     

对克隆技术的伦理反思

克隆技术作为一种尖端高科技,虽然对许多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半克隆婴儿"技术的出现,更加深了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自身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的思考。我们应构建适应科技伦理的框架,正确引导克隆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减少克隆技术产生的伦理负效应。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方式。然而,它们存在着创新性与保守性、发展性与稳定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此外,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使现代人和生活功利化、物本化。所以,有必要增进二者的融合,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技和伦理的互动与平衡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探析

科技伦理教育是用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在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对大学生进行科技道德教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明了科技时代科技道德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期为我国科技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主要是对人、主体、价值、发展、科技哲学、伦理的研究，人的研究是最早着手且难度较大的问题，目前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主体研究实质上也是人的研究，它是侧重同客体的对应关系角度来考虑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受动性。价值研究主要是研究客体或物对人的效用和人自身的价值。发展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及各个领域的进化和人自身的进步。科技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科学技术和工艺上揭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与人自身的关系。伦理学主要是揭示伦理规范与利益、与人性及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计算与算计：算法应用的正义性思考

从工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零售消费到政府治理，各种场景都嵌入了算法的技术身影。算法在克服人工不足以应对海量处置、及时介入、精准预判等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却也在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算法独裁等方面为人诟病。在精准计算的前提下，若要尽可能避免被技术精准“算计”的应用风险，平衡技术适用与深度发展之间的张力，就必须回应并解决算法技术的正当性与正义性问题。具体而言，从数据源头治理出发，确保数据源质量，避免可能引起的“算法偏见”;应用可信技术，以技术规制技术；科技向善的技术生态，是培育技术伦理与技术道德的重要原则；构建算法信任的社会环境与话语土壤，培育公众的技术信任感。     

现代生物科技犯罪与应对方略研究

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运用生物科技手段实施的犯罪不仅威胁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还向传统伦理提出了挑战，其潜在的危害性将逐步显现出来。将这一社会问题纳入犯罪学的视野，从生成机理和政府管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包括完善技术防范、建立社会控制机制在内的应对措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创新与法律道德建设的和谐相处与同生共长。     

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转型及其伦理困境

苏南地区一些出任其企业所在村党委书记的老板,为自己营造出一片可观的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而乡镇企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户籍约束的松动则改变了农村政治精英的基本身份,使之“去农村化”和“老板化”。他们因之以全新的姿态对作为企业战略一种延伸的村庄进行投资和治理。新的角色定位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精神,它与传统集体主义的伦理关怀必然会产生内在紧张。而后者恰恰是广大村民所坚持和信守的,这就使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治理陷于一种伦理困境之中。     

论权力制约

权力不加限制便会被滥用,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权力制约思想的政治实施,包括了一整套的制度模式。没有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不能称为民主国家;没有权力制约和监督内涵的国家政治生活,不能称为法治国家。为此,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机制。     

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机制

道德建设机制是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形成原理,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模式。道德建设机制从功能上可分为道德教育机制、、道德评价机制、道德赏罚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机制应当着力完善道德教育机制,规范道德评价机制,健全道德赏罚机制,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论网络化生存对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消解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际遇,网络化生存首先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从而解构了传统伦理精神栖身的物质根基。在新的生存方式基础上孕育的开放性、多元性、平等性与个体性的网络文化精神,消解了传统的封闭性、一元性、等级性与整体性的伦理精神,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变迁的内在矛盾与动力机制。     

试论警察执法的道德制约

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犯法、执法权力滥用和执法腐败等现象,引发人们对警察执法的极大关注.这不仅对警民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引发了人们对警察的信任危机和对法律的信仰危机.因此,必须加强对警察执法的约束.法律控制和道德约束是保证警察依法执法和公正执法的两个重要维度.就伦理维度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注重警察个体道德修养、加强警察伦理制度建设、改革警察道德教育模式、完善警察道德评价机制、实行警察道德激励机制、健全警察道德监督机制、优化警察执法道德环境等途径,来实现对警察执法的道德制约.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道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道家为中国伦理提供本体论基础,弥补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本体缺失的不足;道家的隐世避世为入世的伦理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使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的建构成为可能;道家在儒家的人伦原理之外提供了一套扬弃人生和人伦矛盾的人生智慧。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公民道德建设引入约束机制的理性思考

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中 ,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与道德教化相匹配的 ,如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 ,通过约束机制的引导和支撑 ,以保证公民道德建设取得实效     

国企改革与"国有民营"机制的引入

在国企改革中,引入“民营”机制,使国有资产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形成有效的激 励与约束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企业脱困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