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印证证明模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印证模式注重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但仅是证据数量上简单的堆砌而缺乏内在的联系并不能构成印证;印证是不同于补强证据规则的证明模式。虽然印证证明模式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但它将导致很高的证明标准。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是裁判过程中的认定证据的重要方法。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随着我国司法改革,逐渐被引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如何规定自由心证制度,是我国证据立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心证的自由性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其自由判断的内容是什么,此文中认为,自由心证是全方位的自由,不仅仅包括对于证据能力的取舍,也包括对证明力的判断,二者统一于法官对于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中。同时,认为自由心证是相对自由,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制约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没有能够准确地阐释现代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本质特征，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重构后的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仍应具有二元性，即在保障人权的同时，控制犯罪；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则需强调人权保障优先。     

浅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和进步的标志。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证人出庭率低,影响了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应该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从而提高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效率。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最终分配和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总体评价。审视我国刑事诉讼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可以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监督中存在职责不明、监督缺位和乏力的现象。为确保审判乃至整个司法公正,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废除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强调公诉人不能担任刑事审判的监督者,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和审判公开制度。     

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发展、现实处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初步将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的标准,这与以往的法官秘密心证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立法上的规定并不表明自由心证原则成为当然的现实。从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由心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事实的多样性又会造成法官运用自由心证的擅断和随意,因此,有必要设置规范法官对事实作出判断的规则,从而形成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我国虽在立法中逐渐接受并确立起自由心证原则,但是相关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加之司法实践的惯性,导致自由心证原则的实现尚存在不少制约因素,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自由心证原则的精神,提升立法水平,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将该项原则落到实处。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倒置辨析

我国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本文对证明责任倒置概念的起源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刑事诉讼无证明责任倒置。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代表的持有型犯罪是通过实体立法免除和减轻控方证明负担的责任分配模式。     

试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缺陷

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不统一,与现代刑事法律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不统一;在实践中,也难以达到刑事责任证明标准,容易导致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需全面权衡其利弊,从法律体系上予以完善。     

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理论研究

证明妨碍是各国民事诉讼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我国民事诉讼实务和立法的重要课题。若欲充分发挥证明妨碍之机能解决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就有必要对证明妨碍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予以研究,为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的设计和适用提供明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证明妨碍的根据在于诉讼法上的证据提出义务,抑或诉诸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满足一定的构成要件时,亦即在一定的主观及客观要件下,证明妨碍之法律效果应由法官自由心证。     

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随着近几年经济犯罪的增多,在刑事诉讼中,会计资料越来越多地作为证据被司法机关用来证明被告人的财务会计事实。会计资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件事实,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证明作用也不同。对刑事诉讼中以不同证据种类出现的会计资料的证明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为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利用这一种类证据提供理论支持。     

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刑事诉讼证据中蕴含的案件事实信息的识别、收集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控辩双方的对抗职能,同时,刑事案件的裁判者应着重审查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审查从证据中识别和收集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判断能否通过这些案件事实信息得出相应的证据事实,包括已有的证据事实是否足以认定案件待证事实等。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平衡原则

在现代社会刑事诉讼多元价值目标的理念下，价值平衡原则已成为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和运行基本准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理应体现价值平衡原则，在实现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的同时，必须兼顾实体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     

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刍议

本文讨论了自由心证制度的概念,通过对我国证据制度进行评析后指出,我国的证据制度就是自由心证制度,确认这一制度对证据理论和审判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者

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产生对案件的实质审查 ,导致“先定后审”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也使得法院无法作超然的中立者。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 ,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但是 ,由于检察机关的权力重叠、角色冲突 ,作为侦查构造的裁判者角色也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 ,确立检察机关只行使监督权 ,其侦查权划归其他部门隶属。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在场权、建议权、评判权、处罚权、司法审查权和消极侦查权等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 ,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证据制度中的法定与裁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为视角

法定与裁量曾经在历史上的自由证明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二者在当下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纵观各国的证据制度,法定与裁量呈现出相结合的趋势。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制度为基础,分析了不同证据制度之下的法定与裁量此起彼伏的演变历程以及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结合趋势。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思考

只有深入研究刑事诉讼结构组成部分之间互动关系形成的机理,才能够制定出理性的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法来。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存在着侦查本位化、辩争权相对较弱、审判权缺失等诸多问题,无法充分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要求。只有在刑事诉讼中去除诉讼侦查化,实现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确保审判中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制度理性的功能。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及价值评判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发展和完善其自身,首先要认识和完善其理论基础;其次是对刑事辩护制度的诉讼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查和评估,从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在科学化、民主化、公正性等方面向前发展。     

论民事诉讼瑕疵书证

在民事诉讼的书证认定过程中,此类证据经常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出现各种问题,影响证据认定。司法实践中,这些带有因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的问题的书证统称为瑕疵书证。瑕疵书证的产生,使得书证本身的证明力下降,使其不能完整地表达案件事实,有可能不被法官所采纳,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然而法律的立法与理论界对瑕疵书证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解释,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趋近空白状。瑕疵书证的确认,应以形式审查为主,结合法官的自由心证,来确定书证的证明力。     

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反思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中承前启后的一项重要程序,它与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构造、原则紧密联系。但我国的侦查模式在设计和运行上存在诸多缺陷,没有较好体现现代刑事诉讼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反思我国刑事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刑事侦查重构设想。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纲——与理论界商谈“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属性”

通观国内外研究和发展概况,明确重新研究的必要性,揭示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属性,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无论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还是现代人权的保障方式,都始终蕴含着某种现代公法契约精神,即"法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