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政府:民主政府的时代内涵

民主政府的实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由于人民对政府的授权是有限的,因而,政府就必然是有限政府。鉴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经济形式下的政府也只能为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政府介入社会和市场的程度在无限政府和无为政府之间,其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上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论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西方,它与西方企业发展程度、社会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联。早期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是有限责任,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则强调扩展了的社会责任。后者促成了消费者主权、员工参与等新的社会观念的产生,从而修正、限制了企业所有者的权力。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将为我们全面、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新思路。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价政府

政府职能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数量的多少是决定政府行政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转变职能、减少机构和人员、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变“无限责任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增强成本意识、规范政府财政开支、强化立法、提高公务员素质,是降低行政成本、建设廉价政府的重要选择。     

责任转移视域下全球气候治理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为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中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即国际责任,这是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基本前提。在国际法意义上,主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存在一种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履行的特殊责任,即大国责任,按照责任大小,大国责任可以分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等三个层次。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及权力转移,守成国往往采取责任转移的方式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责任转移正在成为现实,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旨在转移其国际责任的气候政策重创了国际多边主义气候合作机制,气候变化问题"治理稀缺"状态下的"中国责任论"呼声日渐高涨,坚持国际责任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责任范围与治理能力的统一是中国理性审慎的战略选择。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指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政府是万能的、权力是无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化的结构,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     

有限政府：多维阐释及其实现

作为一种治理理念,有限政府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不同的论述。从政治学来看,有限政府意味着对政府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发展民主政治,让政府有政治基础;从法学来看,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要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让政府有法律基础;从经济学来看,有限政府意味着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以市场制约权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培育有限政府的重要经济基础;从社会学来看,有限政府意味着要以“社会制约权力”,让政府与社会平等,提倡结社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是有限政府的社会条件。虽然各个视角的有限政府在内涵阐释和建构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在真正实现有限政府的过程中,他们却是相互联系,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     

论法治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首要尺度,是区分先进型的和谐与落后型的和谐的首要标志。倡导法治必须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的精髓是约束政府权力、捍卫公民权利,依法行政与违法行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承认权力是有限的,后者却景仰无限权力。政府的法治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一种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即法治政府虽非和谐社会的充分条件,却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单靠政府讲法治还不足以实现社会和谐,但如果政府不讲法治就会毁掉社会和谐。因此应采取三条措施,一、对于行政诉讼案件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性审判;二、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出庭应诉;三、以启动行政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为核心捍卫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政府责任的逻辑前提分析

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各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迎接挑战都把责任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政府责任存在的基础;权责一致原则是政府责任存在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这个原则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权责一致”的要求是政府责任实现的保证,同时,它规范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权。     

近代西方政府职能理论之嬗变与政治实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古典自由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主义逐渐抬头。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上出现了两种改良的思潮: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欧陆国家,政府具有较大的权力,负有较广泛的职责。在英美国家,政府权力相对较小,职责范围较为有限。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小"而"强"的政府。     

慎始敬终 才能成功

中国确实在不断进步,不但经济在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也在明显改善。今年以来,有许多事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依法行政有了更详尽的法律依据。无限权力政府那种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官员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局面无法再继续了。不该管的事不许管,应该管的事依法管。政府应当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无限权力政府,很难制止权力的滥用;无限权力政府,很难控制机构的无限膨胀;无限权力政府,给官员腐败留下了太大的空间。严     

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论和谐社会视阈下基层政府伦理精神的构建

基层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承担着具体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基层政府职能的服从性、执行性、权力有限性、区域局限性和直接服务性特征决定了基层政府公共管理的伦理诉求。基层政府公共管理伦理建设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构建基层政府公共管理伦理精神的主要路径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长沙首推行政问责制:政策文本解读及其分析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长沙市人民政府率先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     

论政府转型演进的双重转换及理性自觉

我国政府转型的现实使命是构建公共行政同公共管理合理结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它要尽快清除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管制痕迹,在有限政府前提之下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尽力遏制和消除政府失灵,同时注重对社会的引导改造,适时放弃或让渡政府的职能和权力,有序推进向公共管理主导的服务政府转换,这种双重转换遵循社会和政府协调发展的思路,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政治资源来保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理性自觉。     

维护社会稳定的政府、社会组织与法治逻辑

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是党委政府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或动乱。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就必须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即政府原有的某些职能交给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原有的某些社会职能,相比政府会承担得更好,社会矛盾问题更容易解决,政府也不会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为此,需要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当社会组织对某些矛盾纠纷解决不了时,政府才出面解决。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要积极发挥司法作用。所以,需要树立法律权威,让当事人自愿服从法律裁决,从而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控制,行政规制和行政审批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问责,行政机构臃肿,致使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政府效能持续低下,迫切需要进行政府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政府市场化改革需要多管齐下、协同推进,即内部外部共同运转,实现政府市场化运行;建立全息化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互动,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     

逻辑与路径——转变政府职能与完善政府权责体系

转变政府职能与完善政府权责体系是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既有权力格局制约、行政文化异化、潜在秩序张力等成为其发展瓶颈的制约因素,又由于我国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官本位"思想的遗存,政府"去责任化"表现得较为明显,政府职能设置、权责体系构建与价值理念层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破解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权责体系的发展瓶颈,需要从改变权力格局、创新行政理念、重构社会文化、培养法治思维等方面进行综合性改革,实现从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