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公平再分配中的政府职责担当

体现公平原则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义,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要实现的公共理想之一.因此,政府有能力也应该且必须在社会再分配中担当起实现公平原则的职责:即拓宽再分配主体,完善再分配手段;抑制垄断,促进公平竞争;完善社会再分配政策体系;理顺财政再分配职能,健全财政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再分配行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与发展第三次分配.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初次分配为重点

正一、初次分配不公平的根源一是,历史原因,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受到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各地区习惯势力大小不同等等。二是,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行业垄断因素严重阻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工资的地区差别等等,都做了规定,到现在这一规定还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部分。四是,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卖方,也就是雇     

“增长陷阱”与收入分配治理

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三次分配力促慈善中国再进阶

2021年11月23日至25日,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吸引了 916家机构、1339个项目、2237种产品申报参展.展会以"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使命,着力发挥慈善事业三次分配作用.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无形之手...     

加大再分配调节抑制分配不公

加大再分配调节是抑制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为此,应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税收手段,发挥税收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鼓励慈善捐赠,完善“第三次分配”。     

法国通过再分配调节社会公平的启示

贫富差距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社会公平问题焦点。在今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专门举行过一次关于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代表议案讨论会。但缩小收入差距与缩小贫富差距还不是一会事,缩小贫富差距也不能完全靠缩小收入差距来实现。因为收入差距是指个体性差距。而贫富差距是指整体性差距。缩小收入差距主要是初次分配领域内的问题,而缩小贫富差距是包含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领域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前者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发挥政府与社会的调节作用。西方资本主文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早,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虽然在制度上他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去年11月我在法国考察期间,对法国政府如何以政府干预实现再分配调节作了一些了解。感到法国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一些做法还是比较可取的。     

强化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

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是再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按照市场机制、贡献原则进行的初次收入分配,其收入差距规模有多大,变化趋势如何?其次,政府建立了哪些再分配制度、实施了哪些再分配政策,这些制度、政策的再分配效果如何?变化趋势如何?第三,经过政府再分配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有多大?变化     

规则缺失与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对当前国内收入分配问题的再认识

当前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由"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这两类规则"失灵"导致的,而要归结为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规则缺失.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就是要坚持"强国家一强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一方面要保持既有的"强国家"特色,提高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能力,加强其对收入分配领域的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以调节收入分配,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要遏制公权力的市场化,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     

再分配公平与社会公平问题探析——基于再分配公平双重内涵的分析

相对于初次分配中的市场公平而言,再分配是基于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而进行的,它要实现的是社会公平.在再分配过程中,无论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还是实施都要体现公平原则,但目前我国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方面却存在着种种问题.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必须解决再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浅析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职能

社会保障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缓解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坚持将公平作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分析社会保障与收入再分配的关系后,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几点再思考

马克思经过多年研究形成了自己科学的分配理论。我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分配学说,结合实际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原则。文章在简单回顾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就经典作家提出的按劳分配的实现条件,以及现阶段我国分配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再思考。     

收入再分配中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作用探讨

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靠政府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再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认识和重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收入再分配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参与分配活动不应成为第三次分配。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要培育更多的社会组织、发动更多的公民个人参与收入再分配过程,使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关心公益事业和弱势群体。同时,政府要在制度和法律上给予确定和保障,使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地、合法地参与再分配。     

制度型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

再分配不公是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人们对基于人道主义、发展机会均等、贫困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和谐理论的补缺型再分配普遍认同,但对于制度型再分配却存在严重分歧。"技术价值论"论证了制度型再分配的合理性,"需求层次论"则论证了一定条件下制度型再分配与效率的兼容性。尽管当前世界存在多种再分配模式,但只有广覆盖、普惠式的再分配制度才具有正义性和可持续性,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与文化传统对其进行合理调整,兼顾效率。我国等级式的再分配模式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必须尽快改革。只有加快改变传统福利思想,提高再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推进积极的社会投资,中国才能实现分配的正义,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赶超。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与对策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不足、权力寻租现象比较突出以及行业垄断等。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精神,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平衡问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民生财政,治理腐败与权力寻租问题。     

从利益分配看我国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的重构

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土地制度改革中一个问题的两个面,现行体制下是以权力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了各方市场主体利益分配上的失衡,阻碍了土地市场的发展。而将要建立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其原则就是要实现各市场主体利益的均衡,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这样的制度应当以行政监管和法律约束的双重规范为手段来实现。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当代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互鉴的自主性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除了有现代西方公益慈善的一般共性特征之外,还具有典型的制度共同体基础、科学的共同富裕内涵导引和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本质特征的价值内核。在宏观层面,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形成向上的中介联动效应,有助于矫正和提高小集团内部初次分配环节的工资福利,进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市场之外,第三次分配对政府主导的财政再分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典型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及再分配“三阶”分配互通联动,企业、市场、政府三元协同,形成资源的宏观最优分配格局。企业层面,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慈善捐赠企业从“租值经济”向创新转型;市场层面,第三次分配需要与市场充分就业“鲍莫尔效应”相协同;政府层面,第三次分配需要与城乡普惠型社会保障体制建构相协同。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的阶段性、长期性、复杂性特征,现阶段必须大力鼓励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第三次分配创造充足的物质条件,引导以企业为主的第三次分配向人人参与型的多层级、多路径第三次分配转型,强化中西方慈...     

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对象与目标

正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主体、对象与目标,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求改革的途径和办法,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要求。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应更多地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合理性,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实现起点与过程的公平,使权力寻     

以国家行为促进初次分配公平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理论界持续争论的一个问题起到了明显的澄清作用。一段时间里"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占据了主导地位,似乎在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直接博弈的初次分配场合,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正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具体要形成如下六个方面的收入分配格局:一是形成市场化机制和效率导向的初次分配格局;二是形成政府调节和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三是一体化发展导向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四是规范化透明化导向的收入分配秩序格局;五是科学高效导向的分配管理格局;六是激励化导向的分配制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