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斌：我的财富属于社会

仅国内净资产就达18.91亿的王超斌的发展并非无轨可循。尽管每一步都是在寻觅新的机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却有一条始终没有变化,那就是更好的更多的积累财富,创造新的目标,完成对社会的更大的责任     

试论打破阶层利益固化,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当前社会阶层利益固化现象的出现,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引发社会重大影响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在我国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既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又有深刻复杂的形成原因.我们要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探索缓解社会阶层利益固化的出路和途径.     

敬畏是企业家的一种责任

为什么自然灾害比比皆是？或许,我们可以用＂天灾＂来对此一一解释,但＂天灾＂与人类的活动有多少因果关系？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应该好好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对企业家来说,更应把此放在企业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浅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最近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一直炒得沸沸扬扬的,以及前段时间的毒奶粉事件,这些事件本质上都反映了我国企业目前只注重经济效益,把消费者的利益抛在脑后,置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企业缺失社会责任感。本文着重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谈起,讨论了企业应对和谐社会的创建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不是不良企业想戴就戴的高帽

企业社会责任算是个舶来品,而我们对它的认知也存在偏差。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它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至于企业合法生产、产品质量合格,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基础和前提。     

一个企业家的责任

作为食品界的全国人大代表,范现国很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而身为企业家人大代表, 他也很重视企业的品牌保护问题     

为刑释解教人员敞开一扇门——一个企业家的安置帮教之路

于富贵是两家企业的老板,在白城工业园区,他的企业效益颇好。如果就此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他绝对比大多数人活得滋润。可是,自2005年以来,于富贵就一直在默默地做着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把自己的企业作为安置帮教基地。     

慈善是社会责任么？

把企业、企业家是否热衷于慈善企业以及以多大的精力投入慈善企业联系在一块很容易出问题的。也许,把慈善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分而论之更为可取     

企业家腐败与“大企业病”

正在中央铁腕反腐行动中,落马的大企业老总引发社会关注。事实上,大企业老总犯罪问题是各国通病。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70%的企业老总犯罪发生在42%的大型企业中,且因贪腐走向犯罪的往往是薪酬最高的企业管理者。社会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梯尔在其专门研究越轨行为的专著中称这一现象为特权偏差行为。具体而言,这些手中握有企业生死大权的老     

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用现在的眼光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富人——有形资产的代表者,能人——无形资产的代表者,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翅膀,而普遍存在的“恨富人、恨能人”的“两恨文化”,就如同两把剪刀,总是不失时机地把它们的羽毛剪掉在刚刚滋生的时刻。     

我为什么要关注企业家犯罪？

研究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建立起诚实信用、守法合规的“商道”,使商业道德法治化     

哪些企业家可以走出衰败“周期律”

当企业面临巨大挑战和需要根本转型的时候,企业家自身的进退就成为左右企业命运和能否跳出周期律的关键     

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与企业家责任

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网络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交往的便利，而且给人们带来了自由言说的机会。在华夏大地，随着网民的不断增加，言论表达的平台重心已经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人们在网络上纵情地言论，体验自由表达的欢愉，言说和交流的空间大大增加。但是，有些问题和现象也值得探讨。     

论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

企业社会责任虽已成为世界潮流,我国企业也不能孤身其外,但为避免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好实现,我们应当区别对待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针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所存在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监管及执法力度,在此基础上出台系列配套措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实践。     

一个企业家的独裁与风险

在重大决策上，如果过分依赖集体争辩得出结论，其成功率常常渺渺。关键时刻，企业需要拍案的果断、英明的独裁，这样的企业才是群龙有首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才会让员工更有奔头     

今天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成功

在潘石屹看来,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企业形态只可能在中国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也不可能在美国中国这十几年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大家对这些企业家的共同的认识是,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另一类就是从事像IT这种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家,他们往往受过非常好的知识教育。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二大类: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资源与阶层关系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在给我国社会结构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阶层之间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乃至产生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其实质是各阶层争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过程。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新社会阶层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也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盟。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政治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新社会阶层容易垄断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往往会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对阶层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为中国企业家“寻根”

何谓大企业家?也许这个称号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味着巨额个人财富以及强大社会影响力。但百年前的一些民族实业家,则以实践证明: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紧紧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和动力,企业已与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违法性认识之我见

违法性认识是刑法中一个重要问题,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和和必要说两派观点。本文对违法性认识理论的发展、内涵进行分析,并联系我国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违法性认识通过对责任的决定作用从而对于罪责的构成来说是必要的。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缺憾

中国企业家似乎缺少一个西方新教革命的“禁欲 谋利”的合成阶段,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成了“谋利 纵欲”的合成。他们有发展经济的功劳,也有奢侈消费的罪过,比较纯粹的“发展性人格”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