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汽车成为大众的普通代步工具,交通事故逐渐成为最常见的一种人身伤害事故。各国立法者开始高度注意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问题,逐步建立起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的规定最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同时也不至于让加害人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同时,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意义重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过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其存在价值都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取其利弊而已，尤其是法律在刚刚被颁布实施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第七十六条也一样。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思考——从归责原则出发

归责原则是侵权法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法官在审理侵权案件时,必须要确定案件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才可按选择的原则所指向的具体法律办理案件。而立法者在确立某种类型侵权案件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的时候,必须综合衡量包括侵权者、被侵权者以及其它相关利益人等因素,从而使得立法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要求。     

在法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之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述评

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于当日公布。该法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至此，经过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四次审议，中国第一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产生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是由国务院于2001年12月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的。随后，2002年8月，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论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侵权归责原则体系之变迁与建构

现代侵权行为法着眼于现代化的危险性生产活动,引入社会本位价值理念,归责原则以客观归责为中心,发展成包括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这一多元化的体系。2007年下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特别是该法第76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责任承担问题。新法坚持了机动车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加入了10%这一最低赔偿标准,但是新法依旧没有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上区分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这些都值得深入分析和讨论。     

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我见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称《道交法》）公布实施后，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保险赔偿问题上出现了广泛激烈的争论．可概括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道交法》第七十六条为据．从强制保险的概念出发．认为无论机动车驾驶员的责任大小．均应依据该法条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全额赔偿．第二种意见以《保险法》第五十条为据．从目前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商业保险的概念出发．认为应视机动车驾驶员责任大小．依据《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确立保险赔偿的数额。有人将其称为《道交法》与《保险法》之争。     

浅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面临的困境

自新交通法实施以来,机动车车主驾车肇事的情况有所缓解。但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有人利用交通法第76条的规定采用不当手段牟取利益。另外,由于缺少配套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各地法院在运用交通法第76条审理案件时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本人从现有的法律法规出发,分析了新交通法第76条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复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引发的风浪和思考

2003年公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了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这一条款自出台之后即经历了诸多风波。这些风波留给我们的启示是立法者必须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单纯借鉴国外经验。     

《食品安全法》之食品召回制度适用研究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食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无疑产生重大影响,切实保障了食品行业的规范运行,尤其是其设定的相关制度,如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制度、食品召回制度等,从法律层面上对食品安全加强了规范和监管。本文主要分析第53条确立的食品召回制度,从这一制度的立法动因出发,介绍了有关食品召回的相关概念;通过对本条的解析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对我国食品召回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提出建议。     

我国《物权法》的商事适用性

本文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讨论了我国物权法的商事适用性:首先,确定物权法商事适用性的标准,从诸多商法价值理念中挑选出与物权法相关性较强的三个价值,即交易安全、商事交易多样性和商事便捷;接着,挑选出现行物权法中的典型制度,结合大陆法系国家民商事立法,对其立法理念、价值和功能进行分析和梳理,探究各自在实现民法价值之外能否体现较强的商事适用性;最后,对物权法的商事功能从立法和效用角度作一个整体的评述,并对本文开头民商事立法模式的介绍作一个有限的回应,以期对于理清现行民商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有所裨益。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评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了机动车侵权责任和强制保险两项基本制度.从立法思路来讲,在中国机动车事故受害人保护问题日益严峻、"撞了白撞"地方立法逐渐蔓延、机动车强制保险以强制保险之名行商业保险之实的现实情况下,为了保护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立法者顺应世界各国机动车侵权归责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趋势,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相撞时机动车方的严格责任及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提供直接、绝对赔偿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是不应受到质疑的.     

《物权法》第116条的适用范围探讨

我国《物权法》第116条就孳息的归属做出了一般规定,但未对孳息及其属概念进行界定,其他的法律文件也多处涉及孳息的返还、收取和归属,为准确适用《物权法》第116条,必须明确孳息及其属概念的范围以及《物权法》第116条与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效力关系。     

从组织法的视角看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在法律上属于民事(商事)主体;通过法律的授权以及继承和划入的方式,国资委又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在法律上属于行政主体。集两种主体身份于一体的国资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运动员、裁判员身份的冲突。     

论法规目的的司法审查——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适用展开

依循我国法院常用的因果关系理论,程健案判决书采用了直接因果关系标准。实际上,因果关系理论是丰富的。本质上,归责是一个法律问题,属于法规判断的范畴。因此,探寻法规范的目的是归责案件司法审查中必经的步骤。借鉴行政法学中的保护规范理论来确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是否具有个人利益保护目的较为困难。如果从新近的主观公权利标准、我国司法实际及国外的标准来看,认定其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并非不可能。然而,当我们参酌优先适用原则和虑及该条款缺失法律后果规定时,就可知该条款适用于本案是不可取的。     

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困境与超越——基于路径依赖视角的考察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修正过程。法律制度变迁中的工具主义理念、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建构程式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性因素是形成法律发展之路径依赖的主要缘由;突破法律发展锁定状态的有效办法是实现路径创新,即弘扬权利本位理念、开展法律文明间的对话以及构筑法律发展的和谐型结构模式。     

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法律适用

本文运用刑法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近年来惩治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对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的关系人受贿罪进行解读,从罪名选择、犯罪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界分等方面,提出了适用这个新规定的基本思路。     

中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规范审查

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应当对所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然后将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法院的规范审查权是不完整的,规范审查的过程是不直接和不公开的,从而降低了行政审判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弱化了法官的法律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因此,必须扩大法院的规范审查权,使法官真正成为法律秩序的维护者.     

美国法学教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学教育在美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好的法学院和最先进的法学教育方法都产生在美国。美国在自身的法学教育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法学教育的理念、方法、观念、模式等,为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其法学教育的历史、法学教育的定位、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研究生培养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