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上不同法系国家对证人制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别。中国有关证人资格与范围的规定与英美法系国家差异最大,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严格区分证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二是中国不排斥传闻证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都规定了证人享有拒证权,而中国对此无明确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证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在证人的义务、证人保护制度方面,中国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民事证据保全

将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首先要关注民事证据保全与民事财产保全的区别,并正确分析和对待两者重合的现象。民亨证据保全制度需要更多立法上的支持,当务之急是需要对采取民事证据的诉讼中保全、诉讼前保全需符合的条件加以明晰地规范。英美法系国家的某些制度及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民事恶意诉讼侵权责任的识别与规制

民事恶意诉讼行为当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对恶意诉讼的侵权性质和规制做出了规定。我国亦应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识别、承担方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民事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制度。     

鉴定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不同,其鉴定制度也不相同.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之一,但该法未对鉴定制度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鉴定制度做了具体规定,但我国的鉴定制度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应从鉴定人个人负责制、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和认证、鉴定人的法律责任体系、鉴定人出庭、鉴定人资格认定和登记注册的名册、鉴定人回避六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鉴定制度.     

两大法系证据规则比较及启示

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基础,作为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准则的证据规则在诉讼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证据法理论研究及立法工作均相当发达.英美法系以证据法典或单行证据法规的形式,对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大陆法系各国也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章节及部分实体法中规定了一些有关证据取舍的规则.尽管两大法系证据法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立法思路、技术及若干具体规则上均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反映了证据立法的通行原则和技术.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内容简略、未成体系等缺陷,可借鉴国外证据立法的经验,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对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取证、质证及证明力等方面的规则进行充实和完善.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和解程序探讨

诉讼和解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其最能体现市场经济主体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合意。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大多对诉讼和解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而且,在诉讼实务上,法官经常劝谕当事人和解,双方当事人也乐于和解而终结诉讼。     

辩论原则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两种进路——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改

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大陆法系以及美国这一英美法系的重要代表而言,都是以辩论原则为基础的,因而也均须借助证据收集制度矫正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由于辩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审理程序或集中或分割以及二者相左的程序正义观,大陆法系奉行职权进行主义,美国则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完善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是我国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不应回避的着力点,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当事人与法官共同配合的取证模式。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较为宽容,不象刑事诉讼那样积极排除。我国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先后经历了旧标准和新标准两个阶段。虽然新标准较之旧标准而言科学一些,但其仍然比较严苛,依其而定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还是十分宽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法院对待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应宽大为怀的基本态度有所不一。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重建之必要。     

欧美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评析

从对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欧美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在适用案件、开示范围与程序、法院职权以及制裁措施等方面得到我国相关制度几点改进启示。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证明的构建

自由证明作为与严格证明相对立的一种证明模式,体现了根据不同待证事实的特性采用不同证明方式的诉讼分流理念及价值,并已在较多国家得到广泛确立和适用。而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证明制度中尚未确立这一证明模式,理论界更是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如何在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制度中合理构建自由证明制度,使其在证明待证事实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优势,逐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体系化和多元化构建,从而为法院合理有效地认定待证事实提供一个更为高效、公正的制度环境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新选择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中,充分发挥法官与当事人的积极作用,使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协同推进诉讼。我国应当选择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以平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价值追求。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符合这一要求,是各国民事诉讼的共同发展趋势并且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而应当成为我国的新选择。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民事诉讼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仍需对当事人与法院的角色分配作出调整以构建该诉讼模式。     

浅析民事诉讼要件理论——以德、日、美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在国外,民事诉讼要件理论有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架,然而我国学者则研究甚少,甚至是还处在概念不清的混乱阶段。阐释清楚民事诉讼要件的概念和其研究价值至关重要。考察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日本和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诉讼要件理论大有裨益,因此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希望能够对我国民事诉讼要件理论的构建以及相关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启示。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思考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开示是与对抗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对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突出了庭审对抗性的情况下,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意义重大。欲构建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必须对证据开示的主体、范围、时间、方式和司法保障诸要素进行深入研究。     

对我国检察院介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探讨

我国的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不宜盲目移植国外的民事公诉制度。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特有的规律要求我们在立法上对检察院介入民事诉讼正确定位,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强化行政机关职能意识,同时,由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对行政机关行使督促起诉权。这是目前形成对国家和社会公益有效保护的最为现实和合理的途径。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现状浅析

证据开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但是已经将国外证据开示制度的一些合理、成熟的规定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之中。我国现行证据开示相关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及弊端,刑事诉讼立法迫切需要改变这一现状,确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