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组与“差序格局”的演变

在“差序格局”下,中国人以“己”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与他人交往。亲疏关系与“公”“私”密切相关：越私越亲;越公越疏。土改后,家族作为“小公”的单位被瓦解,家庭作为“小私”单位更加坚固。在互助组时期,国家通过领导互助合作社形式,并依靠人民群众,重塑着农民“公”与“私”的观念。互助组因而成为超越血缘群体的“公”。国家有意识地引导穷人进行互助互帮,走向“大公”,即由家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进而上升为爱国主义。互助组的爱国主义既表现为对组内成员采取互相帮助,也表现为对组外成员采取互相帮助,而且通过“三大原则”教育,巩固互助组,同时改造农民个体的“利己主义”思想。但是,在现实中,还是有部分农民仍旧倾向于“单干”,即更多地表现为“小私”的行为方式。这种“小私”与“大公”的相持和张力,折射出在革命构建的爱国主义主导思想和行为方式下,“差序格局”中的“自我主义”行为逻辑并未得到彻底根除。尽管如此,互助合作化依然是当年我国农村奔向富裕的实践模式的最初探索。关于互助组中的“差序格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如何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有很大启发作用。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黄林海:差序格局下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现象及本土化对策研究

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尚未完全解体,对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及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进程带来挑战。现代差序格局影响下的政府官员权力寻租行为存在着公私不分导致私利侵吞公义、自我主义导致个人私欲膨胀、社会关系干扰正常的资源配置方式等危害。针对差序格局下我国政府官员面临的权力寻租困境,必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本土化对策。     

差序格局下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双重路径

费孝通先生多年前所提出差序格局理论,仍适用于中国当下的现实。本文把差序格局现象作为目前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困境的主要诱因,提出了冲决差序格局影响,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即本我和环境两个方面构建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双重路径的构想。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差序格局是一种传统深厚的社会结构,表征着中国化的关系秩序,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而呈现为新的形式.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隐含着一种基于伦理、感情和利益的“差序格局”.利益相关度和等级观,形塑了高等教育治理的“差”格和“序”格.行政地属关系、举办者身份和重点建设政策,建构了中国高校的“金字塔”格局.高等教育治理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多维结构,映衬了治理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诸多矛盾,其本质是关系秩序与法治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及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划定一条界线,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差序格局”视角下的权力腐败路径——基于广东36个受贿个案的实证研究

差序格局下的腐败现象并非逐层推进,而是有着明显的界限与范围。人情、社会交换与制度等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都是就腐败交往的特定对象与反腐制度而言的,而针对腐败交往的对象,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即熟人、半熟人、陌生人。在腐败现象中,权力主体根据距离圈子中心的远近有着不同的发生逻辑,自中心向外扩散,从人情逻辑发展为市场逻辑,前者遵循办事—收钱逻辑,后者多为收钱—办事逻辑。随着传统社会形态的变化,两种逻辑的互构性特征越趋明显,而不同的腐败路径也需要相应的治理策略。     

差序互动格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中多元主体的角色扮演——以X市为例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运作模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参与主体的角色和互动情境。研究发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互动情境中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角色定位,形成了基于服务对象疏离程度的层级分布关系和差序互动格局。从层级外部互动关系来看,12类利益相关主体分布在对象层、服务层、支持层、管理层、配合层5大层级内进而形成了服务、支持、管理、配合的层级外部互动关系。从层级内部互动关系来看,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形成了合作、妥协、吸纳、管理、指导、各司其职等多种层级内部互动关系。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差序互动格局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松散疏离型合作关系,这有可能违背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     

网络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变迁探析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形成,不但深刻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交往形式,而且加剧了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的紧张关系。伴随着网络社会发展的必将是人作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与价值理性精神的彰显与高扬,它借助现代技术的力量不断消解传统价值精神中与现代社会社会生活和交往方式不相适应的精神气质。     

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

基于对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社会网络的资料研究分析,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控制了其他结构变量之后,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社会网络模式,说明职业女性虽然身兼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为一身,但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式家庭分工模式促使职业女性的生活重心仍然比男性更兼顾家庭.此外,职业阶层地位、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居住地等社会结构变量对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模式也有着影响力.     

浅议我国社会转型期治安秩序之重建

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结构变动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十分脆弱,治安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表现形式,往往与社会秩序呈共振状态,治安秩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容易出现波动和不稳定,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社会转型对治安秩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通过多种途径重建社会治安秩序。     

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结构变动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跨地域、超国家进行扩张的现象。当今所谓“全球化时代”并非全球化的始点,而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是跨国公司主导下资本与人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动的结果。随着影响全球化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流动与均衡化分布,全球化将导致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趋同化”,南北矛盾大大缓解,而资本家集团与一般大众之间的矛盾将再次突出出来。在这个未来的全球化阶段,马克思的幽灵可能重回人间,世界大同的理想将再次成为人类的追求。     

以社工队伍建设为抓手深化综治工作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使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组建一支强有力的社工队伍,对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推进治安资源整合构建社会防控体系

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资源并未充分开发,治安防控总体仍缺乏社会合力,影响了全社会齐抓共管治安格局的形成.因此,有必要研究和推进社会治安资源的开发、整合、运用,建设一个集打击、防范、控制、管理于一体,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治安管理创新视角下的治安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维护稳定工作阶段性特征明显并且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作为维稳主力军的公安机关迫切需要进行治安管理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维稳形势;公安院校更要在社会创新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加强学科建设,适应新形势变化,为公安一线提供智力支持。学科建设水平反映的是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是高校发展的核心。现实公安工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治安管理创新实践丰富了治安学科研究的内容。     

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

网络社会群体具有互动过程的超时空性与开放性、行动空间再生产中的虚拟性、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与自主性、秩序建构中的扁平化与多中心性、社群交往纽带的网缘化、群体成员的异质性较高和群体边界模糊等社会组织特征.其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在互动基础上传播信息、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帮助、以弱关系为基础进行强社会动员、以舆论聚焦为基础开展...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来看,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方式主要有承包公共服务、利益群体自治、社会慈善救助和民众志愿参与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必须解决认同感、合法性、社会化和互动性等问题。     

社会稳定的政治学解读

稳定是一种有序状态,既有工具价值,亦具目的价值.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在于建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有效性和道德性,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自愿认同.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应突出追求稳定的目的价值,增强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注重政府行为的社会效果,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发展,此乃维护稳定的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的界限在于既要维系基本的秩序,守住生存发展的底线,又要保障必要的活力,防止政府权威的滥用.     

"社会服务令"相关问题探析

所谓社会服务令就是指地方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一定无偿劳动。社会服务令在法律上的定位有多种模式,既可以作为附加刑,也可以作为法定的非刑罚处置措施。恢复性正义的复归,社区保护理念的确立是社会服务令的基础,实施社会服务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有效力的法律出台以前,不宜扩大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对象,建议对未成年犯罪人员尝试适用社会服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