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宪政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以行政法为主线

当代中国宪政在经济转型的推动下,依托行政法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我国二十多年来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发展进程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有限理性是宪政渐进的理论基础,稳定是宪政渐进的社会基础,转型中的经济是宪政渐进的经济基础,儒家传统文化是宪政渐进的文化基础。未来中国的宪政发展仍应遵循这样一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路径。     

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以“民主恳谈”为视角

协商民主自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对西方选举民主的补充,引入中国后也实现了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中国地方土生土长的协商民主实践肇始于东部沿海的温岭,迄今已有16个年头,已赢得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温岭模式"下的"民主恳谈"将当地政府、干部、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所体现的公民参与在很大意义上契合了协商民主的内核。     

以人权保障为视角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在我国当前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中,一定程度存在着人权保障意识缺乏、立法滞后以及制度设计上的结构性问题,限制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效用的发挥。本文仅从保障人权的视角出发,对如何完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提出了相关建议。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完善应当彰显人权保障的主旋律,并将这一立法目的贯穿始终。基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力量对比关系,应特别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将其作为修法的首要任务。应坚持从诉讼的特有规律和要求进行程序设计,通过诉权对裁判权的有效制约,实现程序的诉讼化,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应关注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在程序设计上体现出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最后,立法的目的在于实施,通过程序性救济及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完善,强化程序刚性,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以人权保障为视角看犯罪构成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体系呈现出动态性 ,真正反映定罪的司法逻辑。在定罪过程中 ,应当坚持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定型判断先于非定型判断和事实判断先于法律判断三个原则。犯罪客体对于刑事诉讼是多余的因素。作为阻却事由的“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对于刑事诉讼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犯罪成立的排列顺序是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排除犯罪性行为。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须加以区别。不论犯罪形态如何 ,同一种犯罪只能有一个犯罪构成及其要件模式。现行的犯罪构成模式与人权保障的现代刑法价值存在某种背离     

我国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以国务院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视角

中国已加入21个人权公约,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没有被全国人大通过,其他的都已经生效,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已逐步和世界接轨,但中国在人权法治保障与实施方面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2009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在人权发展与法治保障的实践上将步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治理——以协商民主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频发的基本态势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有效的预防与治理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社会管理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但群体性事件归根到底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事件的治理仍然要建立在各利益团体协商以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因此以协商民主为视角,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分析治理群体性事件,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     

政策合法性的困境及其改善：协商民主的视角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规范主义,政策合法性理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均面临着重大困境,其解决的基本方向是发展协商民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公共协商,正视和整合多元社套中的多元利益,可以使公共政策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及其实践特征

人民政协的制度设计适应了协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载体。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不断深入,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我国人民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协商民主视角的分析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的理想和追求.我国设计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标志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来实现人民民主,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却面临种种问题.协商民主是强调讨论对话和审议的民主形式,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我国人民民主实践的不足.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对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的启示

尽管目前已存在为数不少的国际人权公约,国际社会成员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些公约,但全球范围内国际人权保护的效果并不明显。相比而言,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有重大启迪作用。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论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以宪法文本是否加以列举作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区分标准不利于宪法权利保护功能的实现,非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的二元划分未能准确揭示权利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宪法权利保护的一体化原则,非基本权利亦应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宪法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应当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可行途径。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之比较

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国家指控制度、个人申诉制度以及国家报告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由于区域内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比较接近,区域内人权标准更统一,所保护的权利主体也更具体,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丰富了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体系,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事裁判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其不仅存在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同样具有统帅作用。廓清人权与民事权利的关系是实现民事裁判中人权保障的前提。纯粹国家取向的人权、国家私人二元取向的人权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决定了这两种人权不存在在民事裁判中的适用问题,可拓展性国家取向的人权则可以通过间接介入的方式在民事裁判中发挥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在民事裁判中作为评价民事行为的界限、认定民事责任的界限(包括构成阻却违法性的考量要件、构成认定主观过错的考量要件)、法律适用中解释与价值填补的功能发挥。     

寻求不一致的一致——试论软法与协商民主机制的结构性耦合

卢曼认为,法律是一个使用合法/不合法的独特符号作为沟通手段的独立的规则系统,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性预期的制度化。法律规范作为独立系统欲保持稳定与再生则必须在封闭运行的同时与外部环境之间保持认知的开放,其对外部环境刺激的稳定回应模式即为结构性耦合。从此视角观察,软法是一个相对而言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其稳定预期的功能相对弱化了的规则系统,它允许中间程度的效力,其创生本身具有回应性目的。软法建构的环境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民主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政治机制本身的出现就具有回应民主程度问题的性质,其成功的几个关键机制需要弹性的规范体系。软法能够模式化地回应协商民主的需要而与之形成结构性耦合。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人权保障视野中讯问方法的合法运用

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收集证据的重要途径在其方法上受到人权保障原则的制约,讯问方法的运用因此不得不面临人权保障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标冲突。讯问合法性的实质标准在于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但纯粹的、彻底的自愿供述不可能是讯问合法性的绝对标准。为兼顾人权保障与侦查效率,我们既要确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也要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允许运用可能对供述自愿性构成轻微损害的讯问方法。     

商谈民主视野下的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

商谈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通过协商和对话参与决策能达致在公共问题上的共识并实现民主,同时强调社团等＂商谈性配置＂的关键作用。结社自由是＂商谈性配置＂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其内涵反映了个人与社团实现该自由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我国目前在社团立法上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当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完善社团管理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