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治理的实施效果与法治前景——基于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环,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因对"专项治理"政策工具的特性洞鉴尚浅,实证背景研判不足,未能恰当处理"专项"与"常规"政策工具之间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而使政策工具在基层社会复杂应用环境中"空转",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基于以上问题及困境,以安镇脱贫攻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深度剖析两大政策工具之理论及实践逻辑基础上,全局把握科学革命的齿轮状特点与终极导向。并据此分析传统专项治理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范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营造环境、整合资源、利益驱动、权力生产、全面治理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存在"目标置换""精英俘获""临时应对"等局限性一面。因此,在总结科学革命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新的常规科学建立的理想模型,以期不断创新与完善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     

论日本政治文化的内在冲突及其社会心理根源

"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派阀政治"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特质,其内在冲突深深植根于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风土人情之中."贵和"观念与武士道精神的内在冲突反映了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等政治意识之间的矛盾;而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则承担了日本政治社会化功能,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中皇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纠结与冲突的政治体制根源;作为当代日本政治文化典型特质的"派阀政治",既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渊源和社会心理基础.这些政治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基础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日本的政治决策,表现为"脱亚"与"入亚"的政策摇摆及其国家定位与民族身份构建的困境.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如今 ,犯罪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①,刑事政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日益显著。作为一门建立在犯罪学的科学基础之上、介于政治学与法学之间的决策科学 ,刑事政策学研究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现象给予惩治的惩罚权来源的正当性、配置的科学性、行使的合法性与目的的合理性 ,而其中又以惩罚权配置的科学性为核心 ②。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刑事政策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等认识不一 ,但是仍就刑事政策学的决策科学性质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刑事政策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早在 19世纪初就指出 ,刑事政策…     

跨越大西洋的现实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之比较

一个要瓦解支持自由放任的政治和法律政策的法律意识形态,特别是将公私领域绝对划分开来的观念,一个要揭露传统法律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建立经验基础上的法律科学;一个是政治进步主义的延伸,主张法律与权力紧密相关,一个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个变异,主张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严格区分;一个以法官和法官行为为中心,着力于分析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一个从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着手研究,对所有人的守法行为进行分析.同被冠以"现实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学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有这么多不同,然而他们都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和进步主义的理念,他们都是声称与过去陈旧体系划分开来的独立的法律批判运动,他们都可以被看成是为了争取更广阔的民主空间而做出的-部分.     

"严打"与法律信仰

"严打"被解说为严厉打击,我们认为这是对"严打"政策的误解。本文从解读"严打"——法学与政治的联姻:工具论——"严打"正当性的根据;法律信仰——"严打"的另一种研究范式三个方面对"‘严打’与法律信仰"这一法律课题进行了文中独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起到改良作用。     

作为“治道”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经过百余年发展,早已超越狭义范畴,它既是打击、预防犯罪的斗争策略,也是探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基于此,刑事政策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应理解为“刑事政治”。同时,刑事政策的研究也是现实而具体的,离不开对犯罪学、刑法学、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以及政治学的研究。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地方主官是政策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党管干部体制下地方主官如何推动政策扩散缺乏关注。论文建立了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多规合一"改革案例分析,初步确证地方主官从原任地到履新地的政治流动对政策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企业家的支配性权威与问题界定,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是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为建构中国特色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理解中国地方官员行为逻辑有所助益。     

国家治理中的工作组模式——基于《人民日报》(1978—2016)相关报道的分析

工作组模式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应对常规治理困境的一套制度安排和行为模式,为上级政府调节下级政府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工具。央地之间的偏好差异、信息不对称与激励机制弱化是工作组模式产生的基本制度逻辑。工作组的运作具有"逐级复制"和"向直接上级负责制"的特点。现有文献中较少关于工作组模式的量化研究。论文搜集了1978年至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各级政府"工作组"的报道并进行编码,分析了工作组的工作领域、发起者以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实证分析发现:随着政策环境与目标的变化,工作组的主要领域也随之变化;工作组明显受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的影响,中央的政策偏好对于工作组的领域影响较大;在经济领域,工作组作为"政府之手",并未被市场机制所替代,各省的经济类工作组数量与其市场化程度正相关。基于此,论文检验了解释工作组模式的注意力假设、政策环境假设、行政运作假设、政府偏好假设。     

美国政制的政治哲学意义从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主义学派的争论切入

施特劳斯学派和共和主义学派是阐述美国政制的两大重要流派。通过梳理这两个流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分析争论原因,可以思考美国政制的实质是什么。施特劳斯学派之所以介入美国政制的研究,是因为美国政制具有特殊的政制类型学的意义。从政制类型学来看,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在现代自然权利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传统或启示之上的现代国家,现代自然权利的理性主义的基石为认清现代洞穴,还原"自然的视野"提供了条件,从而为追求真理的政治哲学开辟了道路。同时,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理性政治科学也为防止现代性的暴政提供了政治哲学的可能。     

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民国司法进程问题(1912—1921)

义和团运动直至新中国的历史中,1902—1921年可视为一个司法时期。民国初年的司法现实承袭自清末的司法改革,但有新的突破;"司法界组党""火烧刑部档案""中央司法会议"等事件表征了民国的"司法革命"。然而,谋求"中央集权"的政府借故出台了"裁减法官"的政策,不料造成了"法官罢工"的后果。质言之,民国司法的进程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司法之间的"协作"关系出了问题,从而造就了法院的"无足轻重"。因此,政治与司法协作的良好机制,再加上司法的价值与有效性,可能是民国司法"举足轻重"的必要条件。     

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

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当代刑事政策运动与刑罚改革潮流。死刑的存废、去留 ,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 (或非正义性 )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威慑性。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受集体意识的公众认同以及政治领袖的政治意志左右的政策选择问题。集体意识对死刑的广泛认同为死刑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 ,但集体意识具有两面性 ,是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统一体。政治领袖要尊重与反映民意 ,更应当善解与引导民意 ,运用政治智慧 ,作出科学的死刑决策 ,使死刑政策、死刑制度与死刑的适用成为一种理性的实践和实践的理性     

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还存在着一些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增强政策法制观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必须科学把握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物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分析——基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

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显现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从物联网技术角度,梳理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政策,运用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理论从民众需求输入、政治执行输出、信息反馈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了物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不足,提出建立分管部门、完善法律法规、科学划分监管职权、提高民众食品安全的危机意识等政策完善建议。     

从下派到下沉:干部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研究

干部下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政治经验.本文以"帮扶式"下派为对象、以驻村指导员制度为案例、以"嵌入-衔接-执行"为框架对干部下派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尚存在结构性排斥、沟通阻滞及下派干部作风不实等困境.应从嵌入场域提升各主体对下派干部的接纳度、加强科层衔接和政群衔接提升信息反馈效率、内在动力与外在约束相结...     

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演进机制: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例

公共组织学习作为优化应急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离不开灾后政治环境,党政领导的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学习关系互动形塑着应急管理制度变革。论文将灾害批示作为重要影响变量,分别将焦点事件与公共组织学习以及将单环学习与双环学习进行连接,构建起灾后公共组织学习的"批示—双环"叠加演进模型并形成假设体系,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变迁为例,采取模式匹配的分析方式对理论假设体系进行解释检验。研究发现:灾害批示与公共组织灾后学习演进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焦点事件、灾害批示、知识生产、行为转变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建构效应与政治加值效应,使得灾后公共组织学习在制度层面呈现阶段性有限变革和整体性深层变革。论文为理解中国灾害政治背景下的公共组织学习模式与政策变迁走向提供了理论解释框架,并对优化我国灾后公共组织学习提出了相关建议。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研究综述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从提出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其遭到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科学、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和质疑,但其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从背景分析、内容陈述、批评回应和价值方面,对学界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析.     

德沃金法律理论评析

罗纳德·德沃金是美国著名法学家,他在借鉴哲学解释学、自然法以及其他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法律的概念,分析了法律原则、政策和规则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权利在法律中的"王牌"地位,指出了司法在法律体系中独特地位及其确保做出正确判决的途径,重构了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以及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的政治哲学和法律理论,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某些观点对于中国的法治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如缺乏统一的基础,某些构思过于理想化,以及许多概念界定不够严格等。     

“严打”政策的事实依据和价值分析

"严打"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本文旨在通过揭示"严打"政策存在的现实性依据,通过对"严打"政策确立以及立法、司法体现的介绍,强化对"严打"政策的认知,辩证看待其与依法治国、刑法基本原则以及整体防治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期准确地为"严打"政策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起诉制度

虽然我国刑事政策从单向度的严打发展为双向度的"宽"、"严"相济,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向是刑事处遇的宽缓化。在"宽"与"严"之间是有所侧重的,两者不是平均着力的。在当前,宽严相济政策理应侧重于"宽"。实践中,赋予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是一种多赢策略。上级检察机关对适用相对不起诉的积极态度无疑为下级检察机关勇于适用该制度打了一针强心剂。可以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     

从运动到领域:21世纪“法律与发展”的多维面相

作为一场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全球性法学运动,21世纪的"法律与发展"已经或是正在从运动转向领域,并至少呈现出四个维度的实践面相。政治维度的法律与发展政策是由西方法律援助产业所派生的,并以向广大受援国推行法律援助项目为目标。学术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具有行动导向、学术自治、理论构建和科学考察的混合知识风格。理论维度的法律与发展研究正逐渐形成以宏观理论研究、中观经验研究、微观部门法和个案研究为主干的理论体系。科学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评估集中表现为法律指标运动、法治评估运动和法律知识散播的前后相继。面对21世纪的法律挑战,南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学者有责任共同联手并努力探索符合各国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