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背后,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另一个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理论预设。基于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的视角,这一理论预设在根本上掩盖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或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之物的可能性,也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基于中国与全球化关系框架来看,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无论是顺应之策还是拒绝之策,都具有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被动特征,而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成员——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可能性。     

两种法学全球化观——中国将何去何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全球化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尽管目前中国法学在关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全球化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在赞成法律全球化还是反对法律全球化的问题上观点更是针锋相对,但是在这些争论的背后,中国法学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处理时却存在两项共同的理论设定——全球化是一个整体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进程;正是因为其共有这两项不自觉的理论设定,所以中国法学在认识全球化现象时实质上秉持着一种封闭的全球化观。而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把全球化看做是一个矛盾且多元、主观且可变的进程,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这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认为全球化是普遍化与特殊化或者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是整合与碎裂或者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全球化观的视角下,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迈向反思的法理学——一种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移植的视角

本文从关于法律移植理论的研究这一视角切入分析。而这种分析的背景和目标指向的乃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与全球化趋势掩映下的中国法学。经由对法律移植理论的一般观点的简单交代,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个“规范认识”的概念借以指出法律移植所依凭的一般预设,并且就这一预设的深层背景———一种“现代化”语境进行了分析。     

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

将欧洲历史置于全球化视野,对于"如何书写欧洲法律史"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本文试图重构"欧洲法律史"学科的自我认知,界定欧洲概念,勾勒出"欧洲法律史"学科在战后欧洲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时刻,探讨目前既有欧洲概念的智识基础,继而讨论该传统的一些问题和分析缺陷,提出尝试建立一种在方法论上能够反映出跨国性特征的法律史,从而将欧洲视作世界性的区域,一个具有开放边界、众多重叠区域的重要法律空间,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一种先入为主的空间研究框架。就如何把对欧洲的区域性关注与全球视角相结合的问题而言,一个具有全球视角的欧洲法律史必须依赖地区研究成果,在一个研究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被迫或主动接受英美学术实践的时代,保留、培养不同的理论和概念,以保护和促进认识的多样性,更加重要。     

"全球化"中法的一体化和多元化

人的交往需要规则,法律是其中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它必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具有全球性或已经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并不等于所有的法律统一于某种法律或最后整合为统一的"世界法",而是各种法律不再孤立地存在或水火不相容地对立着,各种法律在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不断地分化中趋于统一,是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法律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现在尚处于初始阶段,它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结果,因而明显带有西方法律霸权主义性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法律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也不能认为它今后的发展永远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     

浅析法律职业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文献、著作不断问世。其实早在二十几年前,国外的许多论坛已经开始了对全球化的热烈讨论。在这二十年间,对于全球化的争论不绝于耳,或褒或贬,或肯定或质疑。然而,这一切的声音并不能阻止全球化的脚步,全球化以疾风之势迅速地吹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影响着世界上各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旨在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微观问题,即法律职业全球化趋势问题做一浅析。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现代化范式的困境——评邓正来先生"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

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系列文章中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但是洞见到中国法学在认知全球化时具有两个不自觉的理论设定并不等同于对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的原因的揭示。经由分析认为邓先生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法学之所以会受其支配建立一以贯通的解释。现代化范式在解释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受到这两个理论设定支配时所具有的缺陷,实际上是由于邓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基于论题的限定而没有给予另外一种解释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足够关注造成的。无论是现代化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人认知全球化的思想依据,我们不能单独从其中任何一者出发来解释中国学界在思考全球化时的思想依据,现在是我们重新反思的时候了!不仅包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也不仅包括对于特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同样也包括对于忽视其中一者而试图仅以另外一者来概括中国学界的思想依据这种做法的反思,这三者同样都是试图简化中国人在思考自己未来命运时的思想理据的表现。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法律全球化：争论与出路

围绕着法律全球化问题,我国学者产生了有没有、要不要和如何进行的三重争议,由于这些争议是在没有对全球化做出前提性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总是陷入事实与价值两极之争的困境之中。我们引入“过程”论来理解全球化的思想,意在指出从发展路向上看全球化有不同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内在规定性。从当下的阶段来看,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联结为一个异质的整体,从性质上说这个整体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它们一起对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制度和理念起着规制作用。理解这种“过程”论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换现代法的精神,即促进权利范式的发展、培育新的自由理念和参与全球法律制度竞争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语境与行政法国际化

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传统上属于国内公法的行政法也呈现向域外扩张的趋势,行政法国际化已经不再仅仅流于纯粹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在实践中已经有某些迹象可循。行政法国际化分为两种实现方式,其最终结果就是作为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因为私人主体一方的参与,新兴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是对传统国际、国内二元对立结构的颠覆。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行政法国际化的进程中去,避免在其中话语权的旁落。新兴的国际行政法必然会催生我国的国际行政法学科产生,至少首先会在行政法学领域产生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应当对此引起重视。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