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官员被问责后转瞬间复出,问责制滑向形式主义,变成"政治秀",这是目前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这种困境的出现与缺少规范化、程序化的问责复出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有关;与传统的吏治文化有关。完善问责复出机制需要革除"官本位"文化,严格官员复出程序,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     

试论邓小平的官员问责思想

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官员问责”的内容,可以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邓小平强调的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进行监督的思想,为“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性解释;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观和工作责任制的深刻认识,涉及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邓小平从中国政治实情出发,提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具体措施及初步设想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政府问责：人大怎能集体失语

政府问责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进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是监督政府的重要方面。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政府问责”风暴,孟学农、张文康等一批政府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和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重庆、长沙等地也相继实行了“政府问责”制度。“政府问责”风暴的兴起推动了责任政府的建设。但是,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SARS风波、密云事故还是吉林大火、嘉禾拆迁,作为代表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问责的真正…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问责官员复出规范化及其瓶颈

问责方兴未艾,而"问题官员"屡屡闪电复出,让公众非常不满。为了更好地解决问责与复出相平衡问题,需要对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同时,还应配以相关的制度变革,才能起到一定的功效。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     

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避责的结构性差异——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问责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危机中的政府官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在公共危机中,问责压力、管理任务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扩大共同塑造了政府官员强烈的避责动机,而官僚运作模式又为其避责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已有研究表明,官员在危机应对中会采取多种方式规避责任,但对于官僚制如何提供消解责任的逻辑缺乏关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收集到的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官员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官员问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官员的避责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科层制下的中间层级官员避责策略更多,更容易规避责任;负责危机的专业职能部门由于责任更加确切,即使是中间层级的官员也难以规避责任。     

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

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的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是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浅析我国被问责官员的非理性复出

近年来,部分官员被问责后又得以复出,且复出呈现非理性状态,严重影响问责制的效力,规范官员复出迫在眉睫.被问责官员非理性复出的原因在于制度理性的不足,只有进行制度重构,才能实现问责制对公共理性的斥求.     

浅议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它所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从学理上说，责任政府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在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政府．二是作为宪政制度的责任政府。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的实践刚刚起步,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问责官员复出须确保程序正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问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官员问责后复出缺乏严密的程序规定。问责复出机制的合法性源自于程序正义,而实现程序正义的路径,既包括扩大党代会、人代会和社会权力三者在复出监控中的深度和广度,也包括通过程序再造,优化问责复出制度。     

问责不是为了“避风头”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指出,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但是,有些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