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类型初探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着重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研究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竞该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的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建构对政府具有实用指导意义的公众参与理论。文章围绕公众参与的类型，阐述了划分标准理论、列举了各类型公众参与的特点、设计了可能影响公众参与类型的变量并分析了各种类型的适用情境，从而建构起一个比较复杂的公众参与类型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引进何种类型的公众参与。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形式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主要聚焦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着重于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学术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竟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将公众参与理论向前推进一步,着重于研究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笔者以立法和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形式为基础,提炼出一套公众参与形式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具体的行政决策中以何种形式引进公众参与,从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提供实用的理论指导。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生成中的角色重考

相较学理上和实定法上的优待,公众参与在实践中被屡屡虚置,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不能或无效;对参与成本的忌惮;公民社会的未完成以及公众影响力需求的未满足;公共政策的搭便车效应等。对此,一方面,应当细化公众参与的具体技术:在遴选上注意代表性的强弱问题;在时间节点上,应与决策程序共生共存、并肩同行,且始终交融贯通;在方案的选定上,应克服结构化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应当为有意规避公众参与、违法恣意决策的行为设定责任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公众参与并非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应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同时也应与其他决策程序相互配合,达成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平衡。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研究

在西方法治国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过低,行政民主化进程受到制约,强调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改革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     

论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府改革的潮流。公众的行政参与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行政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要在注重克服公众参与的局限性同时,应积极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从而追求有效的行政参与。     

论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意识

公众参与作为对当代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有效补充,对于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革新有极大的意义,同时有效的公众参与也会裨益于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效的公众参与离不开良好的公众参与意识,文章从公众参与的内涵入手,对我国的公众参与意识现状和缺位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和研究,以期裨益于我国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日本行政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

中国行政法上的公众参与制度发展至今还存在着诸如制度适用的不统一、形式单调、对单行法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而日本行政法上的公众参与制度,即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单行法的代表——《都市计划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团体自己发展出来的公众参与制度,可以为解决中国的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为个案

行政决策作为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方面，对各方的利益势必造成影响，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规范行政决策，必须要理清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三个问题：行政决策何以需要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如何运用公众参与以及如何改善与加强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     

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名与实——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改革的听证历程

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结合是回应民主发展与行政统治性危机的必然,而其本质是一种博弈过程,存在名与实的二元分立,因而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有效性命题及其标准。以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透过过程主义检视北京市公共交通票价调整公众参与的全过程,可知其存在参与人困局、结果封闭性、信息瑕疵、约束机制乏力以及功能定位局限等问题,制约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结合理论和实践经验,走向有效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需要系统性变革:核心理念嵌入、法律制度的跟进、信息保障和参与机制的优化以及功能定位的扩展,其中观念更新是软件、法律制度是保障、参与机制的优化是硬件、功能定位的扩展是催化剂。     

论环境法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本文以环境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环境法中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对该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建议。公众参与机制是环境法的基本的调整机制之一,在环境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公众参与机制一些重要法律概念并未明确,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探讨,以使该机制的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思考

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的兴起是行政立法发生的理论背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既直接构建了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又通过增强行政立法有效性的方式应验并强化行政立法的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行政立法具有扩张性,若没有公民参与权的制约以及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审查,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权利的保障,反而会挑战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侵犯公民权利。     

因参与、透明而进步:互联网时代下的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

随着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实施,中国现实中方兴未艾的公众参与实践或许会藉此获得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撑,同时,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与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尝试性解读,或许会有特殊的意义。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的法律规范不断完善,法制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职责、推动社会协同、动员公众参与。这几方面密切关联,均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产生影响,有必要分别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加以分析。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研究

公众参与预算制度是公共预算与民主政治互动的立法回应。我国现行《预算法》没有规定此项制度。本文从理论与制度层面分析了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公众参与预算的政治功能以及国外相关制度的推行。针对我国预算体制存在的参与障碍,作者分析了公众参与的有利环境与条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典型案例的思路突破,并建议《预算法》修改时确立民主预算理念,增加预算征询、听证、绩效评价、教育等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行政参与的法律应对及完善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公众的行政参与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很大差距,但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行政参与的落实与实现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就公众行政参与的类别和法律状况观之,应继续完善公众行政参与的路径与制度保障。     

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关于服务相对人公共服务程序参与权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考虑保障服务相对人能够有效参与到程序之中。服务相对人公共服务程序参与权具有重要功能,在确定服务相对人公共服务程序参与权时,准确把握服务相对人的范围以及程序参与权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该通过多种途径为服务相对人实现公共服务程序参与权提供法律保障。     

行政决策正当性要素的个案解读——以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为个案的分析

当代行政决策过程涉及多元利益权衡,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传统行政法分析框架对行政决策行为合法性的分析技术,主要限于形式合法性分析,这已远远不能解释和评价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分析,需要引入一种"实质合法性"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将形式合法化、理性合法化、民主合法化机制结合起来,以分析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理性构成行政决策正当化的核心要素。     

遏制污染转移应加强公众参与

政府、污染转移者和受害者的环境关系失衡是污染转移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污染转移情形中,污染者面对的是弱小的受害者,政府却偏向于污染者。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维权缺位,在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不利,使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因此,要实现我国生态环境的转变,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面,应促进公众参与遏制污染转移,使其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项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中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形成对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     

北京市律师参政议政现状及反思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律师群体日益彰显出其在政治生活领域的作用。通过对北京地区98名律师和218名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及对著名参政议政律师、律协的个别访谈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渠道狭窄、障碍重重。应当建立起律师对政治生活的固定性参与制度,更好地发挥律师群体的参政议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