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

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的教育机制,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子女可以步入高等学府,圆自己的大学梦。但高校收费制度的全面改革,逐渐增加了个人缴费的比例,这使得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面临上学难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的综合影响,使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过度的自尊心理、严重的敏感心理等特点。因此,面对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要通过国家、社会、学校的帮扶使其摆脱经济上的贫困,更应通过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和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思想问题,使其摆脱精神上的"贫困"。     

城市弱势群体的“能力”困境与宏观政策的调整

对于城市弱势群体的脱贫,传统的福利政策仅局限在货币或物品的援助上,而能力-福利理论从能力及其实现的功能上对贫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诠释.按照能力的思路,"弱势群体"首先是"能力弱势",其中包含"能力"的被剥夺.财政政策提供的是防护性保障和创造社会均等机会,政府通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保证每个公民得到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而产业政策对工人能力乃至福利状况的影响更大.因此,建立与福利增进相协调的产业模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弱势群体彻底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     

从社区效应到社会混居政策:西方国家城市集中性贫困治理经验回顾

社会混居政策成为近三十年来欧美国家城市贫困治理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它是对社区效应理论的一个政策回应。基于社区效应理论,社会混居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混居可以为生活在高度贫困中的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摆脱贫困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居住环境,也可以通过环境的改变形塑贫困居民的边缘性的反社会的文化习惯行为。但根据现有文献,社会混居政策试图通过居住空间临近来构建社区人际关系的互动机制,进而改善居民个人和家庭的贫困状态似乎不太可能,在没有额外的支持系统相配套的情况下,社会混居政策不足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基于“权利贫困”的角度分析

近年来，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弱势群体的弱势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权利上，而且后者更为顽劣。文章是基于权利贫困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和行政机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具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由于政治制度、法律及公共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致使政府保护下仍存在“权利贫困”的事实。     

澳大利亚对城市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治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政府对城市弱势群依权利贫困的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把提供社会保障看作政府的重要职能,用完善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免于贫困;用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各种权利。澳大利亚治理城市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经验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学思考

弱势群体是世界各国都客观存在的一个社会群体,政府有责任帮助陷于贫困的弱势群体提升就业能力,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成就。     

信息分化与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

信息分化是指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与公民的权利贫困相关,它往往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状况,各级政府要给予高度重视,应该加大“信息扶贫”的力度,让弱势群体回归主流社会。     

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学思考

弱势群体是世界各国都客观存在的一个社会群体 ,政府有责任帮助陷于贫困的弱势群体提升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成就。     

资产建设在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中的应用条件分析

以收入为本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缓解贫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行的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尚不能缓解支出型贫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资产型社会政策要求政府以转移支付部分资源的方式来刺激贫困人群主动对未来资产的积累，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从而可以彻底地摆脱贫困。在现有政策条件的基础上引入资产建设的内容，建立“低保＋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家庭发展账户”模式，探索出一条以长远利益为根本的，可持续的农村贫困救助模式。     

当代弱势群体概念的重新界定

弱势群体问题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对弱势群体内涵外延的科学界定是展开对弱势群体问题研究和社会工作的基础。目前对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标准有失偏颇,不能涵盖所有的弱势群体。文章认为对当代弱势群体的界定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身健康五个静态方面入手,同时结合其动态的发展底蕴和发展可能性子以把握。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