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老子》《庄子》差别论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对《黄帝四经》、《老子》、《庄子》从多个视角进行比较，论证了这三本被誉为先秦道家经典的著作之间的思想差别。并据此进一步分析了道家内部各派在整体上的思想差异，对学术史上有关该问题的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作了求证工作，提出了自己或赞同、或反对、或质疑的见解     

二十世纪关于《庄子》作者的考论

本文对20世纪学术界对《庄子》一书作者问题的考证进行了整理与分析。     

《庄子》寓言中的特殊问答方式

《庄子》在“寓言”用具体的问答方式阐述着庄子的哲学思想。寓言中人物对话活动中的特殊问答方式有“答非所问”、“以答引问”、“以问答问”等类,都讲究机锋;看似违背语用学的会话合作原则,实际却正是体现了庄子在“寓言”的特殊语境下表达其“言外之意”的目的和意图。     

论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

《逍遥游》的实质是要超然物外，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它提供给我们的途径是“无功”、“无名”、“无己”，即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以此达到“无待逍遥”的境界。     

《庄子》之“游艺”

游艺本是儒者历练性情与德业的重要科目,却被道家庄子视为“雕虫小技”。《庄子》之游艺故事,可分两类:“人动—对象不动”和“人不动—对象动”,前者强调人对物理的体察,后者强调人的“拟物化”。《庄子》之游艺故事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所谓“天人合一”并非以“天”灭“人”,而是“人”对自然物理的遵循。     

论《庄子》“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之辨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得意忘言”是其中的主旨所在。分析《庄子》“言”、“意”之辨中的“忘“,可见其能够区分为“言为体“道”之障,和““言”为得“意”之具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忘”之含义的区分,有助于对《庄子》之“三言”有更为深入的把握。     

论袁宏道《广庄》与《庄子》的不同

袁宏道的《广庄》虽为释庄之作,但其思想却自成体系。笔者试从大小之辩、是非之争、养生之道、处世之决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广庄》与《庄子》之异,揭示出袁宏道突破传统价值规范,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并以此思想来解释袁宏道的许多"怪异"之处。     

论楚文化对庄子的影响

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庄子》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是诗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诗,历来倍受文人的青睐和赞赏。文学史家在论述其艺术成就时多有把《庄子》和《楚辞》并论的,认为二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南国艺术的奇葩。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则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则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王国维据屈子的文学精神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远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     

《黄帝内经》养生保健观初探

《黄帝内经》从顺应自然观、未病先防观、摄养情志观、适当运动观、食饮有节观、起居有常观等6个方面，对养生保健进行科学的归纳和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庄子“无名”的内涵及意义

先秦时期,诸子以“名”进行理论表达和思想争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诸子所论之“名”双关语言和政治,然而庄子却认为,诸子“名”论皆局限于“物”而无法上达“道”,因此他力图越过“名”以立“无名”之道。从表面上看,“无名”似乎是对诸子论“名”的一种反动,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借助“名”这一工具从反面来论说“道”,力图通过“无名”来阐述其道物无际的理想秩序。“无名”一方面显示出庄子直指人心而非借由外在秩序、规范进行社会治理的特色,另一方面则反向说明了注重秩序建构的时代思潮即将到来,即便是道家自身的发展也被此思潮席卷而走向了实用性与制度化。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观立足主客二分,高扬主体性,将语言形式化和工具化,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忽视,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劣影响已成为当今世人无法回避的疮疤。海德格尔的后期语言观致力于昭示自然的本真地位,告诫人类只有倾听自然的语言,尊重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由于人们错误的自然观和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受到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力的严重制约。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落实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迫在眉睫。     

论侦查权的概念及性质

运用形式逻辑中“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将侦查权的概念表述为:侦查权是法定侦查机关,为了查明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一种国家权力。侦查权既不是单纯的行政权,也不是单纯的司法权,而是一种带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是其特殊属性,“国家权力”是其一般属性。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和立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探讨二者的关系，对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大治安之天人和谐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与社会治安相辅相成、相映相成、相反相成。以前的社会治安防控,过多地开展人与己斗、人与人斗、人与自然斗、人与虚幻的敌人斗,既影响了社会治安,又影响了生态平衡。和谐社会大治安,一定要实行＂绿色防控＂,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即天人和谐。     

法律文化的概念：成果观与规则观辨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兴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认为法律文化研究者没有完全按照文化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是其中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法律文化”的概念的把握上存在着中国化的误区。作者梳理了法律文化中的成果观与规则观,并提出自己的法律文化观来分析若干中国法律文化现象。     

论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决定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也决定着人与社会关系的对抗。人类只有通过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人与自然的这种对抗性关系转向和谐性关系,进而才能建立起一个美满和谐的社会。     

吸收犯概念及其性质辨析

吸收犯,是指出于数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侵犯数个不同的法益,触犯数个不同的罪名,具备数个独立的犯罪构成,本应成立数罪,但由于数行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故在处理时仅作为一罪的情况。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吸收犯以行为要素上的复数性、罪名要素上的相异性和数行为关系要素上的相对独立性为其本质属性。     

论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包容性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增长,并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发展相和谐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是对科学发展观＂人本精神＂的进一步阐释,其目的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理念,二者统一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