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将行政不作为纳入司法审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还存在相对较窄的受案范围使诸多权益受损无法获得救济,起诉主体的过度限制剥夺了部分权益受损者的诉权,行政不作为诉讼的结果使部分权利救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应通过建立抽象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扩大受案范围;建立行政不作为公益诉讼制度,拓宽起诉主体;完善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保障救济效果。     

浅析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终于被写入我国的民诉法，虽法条有些简陋，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国法治的进步。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但也存在一些弊端。通过阐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开辟出一条立法完善的路径。     

群体诉讼的起诉成本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小额多数"的现代型纠纷不断涌现,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理论视角,比较中外四种典型群体诉讼制度的起诉成本,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起诉成本最大,其后依次是选定当事人制度、团体诉讼、集团诉讼.这也正是作为"经济人"的广大消费者不愿进行代表人诉讼的重要原因之一.     

消协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的诉讼信托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反思

近几年来，随着大规模侵权案件的频繁发生，我国司法实践开始出现诉讼信托现象，以环境侵权和著作权侵权诉讼最具代表性，并得到了最高院的认可。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作为消费者整体利益代言人的消费者协会，在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中只能起到“支持消费者起诉”的作用，不利于发挥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职能。那么，在我国个别领域出现的诉讼信托能否移植到消费者保护领域？我国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下，对该问题的研究更显现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禁止重复起诉和禁止另行起诉的区分与适用

目前，大陆法系主流观点认为，前诉处于诉讼系属中，禁止重复诉讼包含禁止重复起诉和禁止另行起诉两种形态。我国在这两种形态的适用上均存在问题，有必要分别予以讨论，以统一司法适用。禁止重复起诉的目的在于避免既判力相冲突，而禁止另行起诉则是为了避免实质性的矛盾判决。禁止重复起诉应以诉讼请求为核心识别要素。禁止另行起诉应以主要争点共通为识别要件，并根据不同情况，对后诉作强制反诉、追加、法院依职权强制合并审理或者中止诉讼程序等处理。     

复议非前置时诉不予受理决定的相关问题

在复议非前置情形下，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服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时，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与之相关的诉讼问题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导致司法实务操作中的不一致。本文对此种情形下的起诉对象、起诉期限以及如何避免判决间内容上的不协调等相关诉讼作了探讨和分析。     

论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诉讼行为，撤诉制度是刑事公诉变更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从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在立法上与司法上的矛盾冲突谈起，解析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在立法上与司法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考察我国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制度的完善路径浅析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容易混淆驳回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两种裁定的适用范围,对受案范围、适格被告等具体的起诉条件的把握也未形成共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立法上对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设计存在一定问题,如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不当、起诉条件之间逻辑不明、起诉条件标准过高等。因此,应当对行政诉讼程序中的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本案要件进行区分,并对不同阶段的审查要素、审查强度予以明确。另外,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既要遵循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甄别行政机关所作行为的性质,把握好起诉节点,确保诉讼请求具体、明确,方可避免驳回起诉等败诉情况的发生。     

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适用范围——以行政诉讼类型化为视角

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法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的，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起诉期限规定仅与行政诉讼中特定的诉讼类型相关，域外立法普遍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命令规定了较民事普通诉讼时效短得多的行政撤销诉讼（司法审查）的普通起诉期限；而其他诉讼类型均未规定提起诉讼应当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具有撤销诉讼一体主义的特征，应从诉讼类型的角度完善起诉期限的规定。具体而言，撤销诉讼继续适用现行立法规定的起诉期限；由于拒绝行为产生的给付诉讼也应当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而消极不作为给付诉讼可以考虑适用公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诉讼时效）或者权利失效制度予以规范；确认诉讼不需要规定起诉期限，而是通过诉的利益和确认诉讼的补充性规则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对我国虚假诉讼治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虚假诉讼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手段相对单调、惩治机制长效性有限、治理理念局部轻重失衡等问题。为解决前述问题,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鉴于法治精神和基本原理的互通性与传导性,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制度可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诉讼限制令”本质上是一种必要惩戒与诉讼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仅在原自由起诉模式下,“嵌入”法院对诉讼黑名单人员再起诉的必要、合理审查许可要求,其余流程与规则不变,彰显民事诉讼国家干预理念,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自由起诉与诉讼风险管控之间的协调平衡。诉讼限制令制度本身也存在丰富的适用层级与梯度,在引入我国时应保持与既有惩戒惩罚机制的合理衔接。     

检察视角下民事支持起诉的实践考察及立法思考

支持起诉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发挥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共同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支持起诉制度的重要主体。由于立法初期的解释存疑、具体规则尚未形成体系,导致检察机关支持起诉难以百分百或者大比例运用到司法实践,主要表现为诉讼地位模糊、职能作为弱化等。应在立法层面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诉讼地位、支持标准、权利义务等,以期发挥该制度的应有效果。     

浅议消费者权益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等都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鉴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存在消费者护权渠道不畅、产品鉴定环节梗阻、消费者护权成本高等问题，故应从经济上降低消费者护权成本，建立消费者援助基金，发挥行政执法机关的护权作用，构筑现代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等，从根本上维护消费者权益。     

暂缓起诉制度之比较与评析

暂缓起诉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得以建立。比较德、日、美三国暂缓起诉制度,发现三国在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考验期、本国国民对这一制度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和制约四个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造成这些差异是因为三国的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存在较大区别。我国目前的司法形势与日德两国暂缓起诉制度得以实行的司法形势有相似之处,因而我国应当在考虑自身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暂缓起诉制度,扩大检察机关裁量不起诉的适用范围。     

论美国报复性起诉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自由裁量权滥施报复性起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报复性起诉规则,并对检察官的报复性动机实行推定原则。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时出现检察机关为打击报复举报人、律师、记者等而提起诉讼的现象,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也打击了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综合法理与实务之观点,我国有必要建立报复性起诉规则,以达到防止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目的。     

刑事诉讼审前分流程序的构建

刑事程序分流制度在世界各国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我国仍然固守着有罪必罚、严格追诉的单一的国家本位型的程序模式，未建立系统的审前分流制度，使刑事诉讼程序很难有效地预防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设置侦查阶段的微罪处分制度和起诉阶段的多重起诉替代措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分流机制，使诉讼程序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

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权益争议时，可以通过与经营者协商，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部门申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法院起诉等途径解决。 但解决争议的途径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了争议的解决。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善解决争议的机制，才能有效地解决消费者权益争议。     

西方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研究——兼论建立我国审前司法审查制度

英美与法德等西方国家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以对侦检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追诉行为实施司法审查，来平衡诉讼结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但在我国的审前程序中却不存在这种司法审查制度，成为我国审前程序丧失基本的诉讼性格之主要原因。本文在对西方主要国家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在我国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西方国家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建立我国审前司法审查制度

英美与法德等西方国家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对侦检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追诉行为实施司法审查,以平衡诉讼结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但在我国的审前程序中却不存在这种司法审查制度,使我国审前程序丧失基本的诉讼性格,因此,有必要建立我国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     

公益诉讼的冷思考

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建立“公益诉讼”的呼声日益高涨,即试图通过对传统起诉资格的拓展,来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但是,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边界模糊不清、原告适格及其代表能力有限、诉讼成本过高以及法院和法官角色定位困难等诸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公益诉讼制度的移植和构建应当理性而审慎。     

缓起诉制度之法理基础

缓起诉作为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以其刑事政策上的积极效果日益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然而,在蕴涵着价值不菲的诉讼理念和司法效果背后,该制度也存在着公正、效率、效果之间的多元价值冲突.